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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特殊的文化，還是新天下主義

http://www.CRNTT.com   2012-06-27 14:55:28

文明的自覺與民族主義並非矛盾，胡適先生說過，民族主義有三個層次，第一是盲目排外，第二是民族文化本位，第三是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盲目排外指的是剛性的、原教旨的種族主義，民族文化本位雖不排外，但強調的是以歷史文化為核心的民族主體性。而民族國家的建構，乃是一種非民族的民族主義表現，試圖用全人類的文明（也包括中國自身的文明）打造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我把這種更高形態的民族主義稱之為新天下主義。晚清的郭嵩燾出使英國，發現儒家三代的天下大同理想，竟然在歐洲的蠻夷那裡得到了實現，於是，“夷狄之中國，則中國之”。按照天下主義的理想，既然華夏與夷狄的文明空間發生了錯位，那麼墮落成蠻夷的華夏必須學習擁有更高級文明的夷狄，這才是華夏民族重新復興的希望所在。晚清一批睜眼看世界的開明士大夫，無不論證西方文明在中國古已有之，並非異端的東西，而是我們自己失傳的寶貝，是符合先聖理想的三代大同境界。這是新天下主義在晚清的第一階段表現。到“五四”之後，新天下主義轉化為現代的世界主義情懷，不以中西為溝壑、古今為壁壘，而是追求全人類的普世文明。世界主義看起來似乎是反民族主義的，但其背後又是一種最寬闊的民族主義胸懷，即借鑒全人類的文明成果建構現代民族國家。   　　作為新天下主義的文明自覺，其普遍主義之“好”應該中西兼容、跨越古今。一方面從“我們的”歷史文化傳統與現實經驗的特殊性之中提煉出具有現代意義的普遍性之“好”，另一方面又要將全球文明中的普世之“好”轉化為適合中國土壤生長的特殊性之“我們”。有些具有世界主義情懷的朋友有這樣一種看法，認為只要是“好的”，就應該是“我們的”，假如基督教能夠拯救中國，為什麼我們不接受它為中國的主流價值呢？我的看法是，要吸納外來的“好的”文明，也需要轉換為“我們的”文明，而在“我們的”空間裡面，文明又並非一片空白，再好的外來文明，也必須與已有的本土文明對話、交流和融合，實現外來文明的本土化，融化為“我們”，成為中國文明的一部分。在歷史上，佛教是外來的宗教，但如果沒有禪宗把“好的”佛教變成“我們的”佛教，佛教也不會化為中國文明的一部分。宋代之後最壯觀的文明景觀乃是儒道佛三教合流，古代的中國文明有如此之雅量，那麼現代中國的認同也應該繼承天下主義的歷史傳統。   　　何為現代，何為中國，現代中國的認同何在？這些都不是通過回眸歷史就得以解決的事實性認同，而是敞開的、面向未來的建構性認同。我並不贊成後現代主義絕對的想象與建構說，一切想象與建構都離不開特定的歷史文化傳統，更無法脫離當下的語境。建構性認同淵源於歷史，又超越傳統，它以現實為基點，以未來為目標，試圖在歷史、現實與未來之間進行穿越，實現中國認同的重構。未來的中國認同是一個重構的過程。在重構的過程中，需要警惕的是夷夏之辨的變種，那種封閉的種族民族主義。建立在種族認同上的“文化自覺”，我寧願不要。我更欣賞的是包容的、擴展版的新天下主義，那種以天下為胸懷的文明自覺。新天下主義是對普世文明的追求，這個普世文明並非以西方為代表，也絕非為基督教文明所壟斷，而是中國的外部世界與內部世界各種宗教和文明得以和平共處的公約數，是它們重叠共識的那部分。   　　回到文章之首陳獨秀的“吾人最後之覺悟”，站在21世紀的中國學者，要有這樣的覺悟與境界：從文化的自覺進化到文明的自覺，從特殊的“我們”提升到普世之“好”、全人類之“好”。   　　來源:《文化縱橫》2012年第二期  　　人物簡介：許紀霖，1957年出生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紫江學者，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大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思想史專業博士生導師，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校學術委員會委員。擔任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秘書長、中國史學會理事，上海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委員，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雜誌編委。 近年來主要從事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史和知識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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