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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千帆:辛亥革命與中國憲政 | |
http://www.CRNTT.com 2012-12-05 14:40:17 |
以上病症加在一起,造就了一個悲劇人格;多數國民染上了這種性格,便造就了一個悲劇民族,而民族的悲劇比個人悲劇更加深重。一個悲劇人格尚可能在慘痛的現實面前有所警醒,處於悲劇民族中的個人則不僅自己無須面對或無法改變整個民族面臨的厄運,而且會在民族“強盛”的光環籠罩下走向危險的深淵。讓個人正視自己、承擔責任乃至改造國家是需要道德勇氣的,將一切責任“外包”給遙不可及的“帝國主義”、“反華勢力”則無須付出任何代價。在國家主義話語體系下,“愛國”、“維護主權”、讓貌似和政府過不去的“賣國賊”閉嘴乃至消失是不怎麼需要理由的;相反,一些嘩眾取寵的“愛國”言論很能迎合國民心理、很能發洩社會鬱悶,眾人甚或從針對某個弱國或弱勢族群的強硬打壓中找回一點做主人的快感。在不可一世的國家主義塵囂中,每一個“愛國者”都如釋重負地卸下自己的道德責任,在“抗美”、“反日”、“中國模式”的自我陶醉中尋找阿Q式的精神自慰,惟獨視而不見的是自己身邊此起彼伏的國內危機及其昭然若揭的制度根源,以及自己生活的這片國土在自得其樂的“發展”模式下被毀壞殆盡。 2.專制的後果 它首先會變賣這個國家的所有財富並歸為己有,無論是勞動力、土地、自然資源還是水甚至空氣。國家越大,可供動用的資源越多,專制統治就越穩定,人民的苦難越深重。統治集團熱衷於把自己當做人民的救星、把人民的勞動成果變成自己的執政奇跡,實際上在利用國家機器攫取巨大壟斷利益。 它挾持整個民族,任意征用國家財富並拿去和外國政府交換,作為捍衛自己統治地位的資本。專制政府剝奪自己的人民和換取別國的友善在本質上不僅不矛盾,而且完全可以在執政者的自我利益這一點上統一起來。卡扎菲、穆巴拉克當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反美英雄”。恰好相反,他們用自己國家的資源籠絡西方政要和知識精英,和他們混得如魚得水,並以此換取自己的統治地位。如果有朝一日走向戰爭,最大的障礙很可能不是人民愛好和平的願望,而是腐敗的執政者對海外家族利益的投鼠忌器。 但恰恰又是它把“愛國”時刻掛在嘴上,不遺餘力地粉飾自己的“愛國”形象,用人為扭曲的歷史觀不斷製造假想的敵人和民族危機感,讓自己成為理所當然的民族守護人。在維護“主權”的大旗下,執政劣跡顯得微不足道,針對政府的批評會輕而易舉地被貼上“賣國”的標簽,自發的維權行動被說成是“國際勢力”策劃的結果以及會“嚴重擾亂社會秩序”。 它為了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而實施高壓族群政策,同時扭曲歷史、壓制真相、禁止不同族群之間的自由交流,人為製造族群矛盾、隔閡與仇恨,埋下國家分裂的重大隱患,進而以此作為維持集權專制的借口。任何專制統治者會都把民族主義當做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並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中騎虎難下。 它本能地嫉妒並壓制不合官方主流的學說和獨立於其控制之外的組織,從而有效扼殺會取代它自己的政治和道德力量。對於宗教勢力或拉攏、馴服、同化,或排擠、迫害、打壓,不僅因統治者個人的恣意任性而人為製造國家敵人,而且使整個民族生存於一片信仰沙漠之中。 它禁止實質問題的自由與公開討論,使得整個社會生活在愚昧、麻木、偏見和由此產生的危險之中。 它讓社會失去理性,不僅因為它任意設置言論禁區,使民眾不可能從建立在真相基礎上的有意義的辯論中訓練說理的習慣,而且它自己就是專橫的典範。一個不講理的政府培育了一個不講理的民族,犬儒、勢利、暴戾、權力崇拜成了社會每天呼吸的空氣。 它讓惡法盛行,讓良法失效,讓法官成為傀儡,讓它自己制定的法律成為門面。專制和法治本來就互不相容,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專制都是法治的對立面;法對統治者有利就實施,不利就擱置。在一個腐敗已經滲入毛細血管的社會,相對的清廉會因為阻礙腐敗而被冠以“腐敗”之名遭到清算。 然而,它的最大後果尚不在此,而在於泯滅了國民的自由人格,摧毀了他們的內在尊嚴,並使他們心懷恐懼地匍匐在它的陰影之下。在全能政府的對面,是一群無能的人民,他們的共同點在於喪失尊嚴和恥感。官員不以剝削欺詐人民為恥,人民不以接受奴役為恥;人民的卑賤懦弱縱容了官員的驕橫無恥,官員的飛揚跋扈加固了人民的恐懼臣服。經過百年折騰和三十年“發展”之後,中華民族的道德境界已經退縮到人人為己的經濟動物狀態。義憤填膺地“圍觀”自己生活的這個世界的人,輪到自己時大多照舊乖乖按“潛規則”行事;對體制和現狀牢騷滿腹的人,大多又甘願充當這台龐大機器的某個部件,為它的張狂忠實履行著自己的職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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