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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當前人民幣匯率波動

http://www.CRNTT.com   2014-05-08 08:13:52

當前改革是1994年匯改的延續 　　文章介紹，1994年匯率並軌，中國就確定人民幣匯率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安排。2008年新修訂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第五章第二十七條對此有明確的闡釋。1994年初匯改，強調人民幣匯率安排的“單一”特征，主要因為並軌前是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市場匯率並存的雙重匯率制度。並軌後，境內所有人民幣外匯交易均使用一種匯率，滿足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一般義務，即基金組織協定第八條款的“避免實行歧視性貨幣措施或多種匯率安排”的要求。2005年7月匯改，強調人民幣匯率“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但參考籃子並不是盯住籃子，當局一直申明要讓市場供求在匯率形成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持續走強，其邏輯就是國際收支順差、外匯供大於求，否則，就不會有名義有效匯率的顯著升值。 　　1994年並軌以來，中國堅持主動、漸進、可控的原則，逐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人民幣匯率形成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並逐漸趨向均衡合理水平。國際上通常用經常項目差額占GDP的比重來衡量一個國家的國際收支平衡和匯率均衡狀況。經常項目不管順差還是逆差，只要在GDP的一定比例以內都屬於合理，不能說經常項目收支相抵、差額為零才是國際收支平衡、匯率均衡。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以來，中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擴內需、調結構、減順差、促平衡”，從2010年開始，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重已經回落到國際認可的合理標準以內，2013年該比重是2.0%，2014年一季度進一步降至0.3%。實證分析的結果顯示，危機以來，中國經常項目收支趨向平衡，既有外部經濟周期性波動因素的影響，更有經濟增長內生性增強、居民消費升級、對外金融資產負債結構錯配、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幣匯率升值等結構性因素的影響。2012年起，負責國際匯兌事務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大幅調低了對中國經常項目占比的中期預測值，並在與中國的年度磋商報告中將對人民幣匯率水平的評估結論由“顯著低估”（significant undervaluation）改為“溫和低估”（modest undervaluation）。 　　近年來，一方面，人民幣匯率趨向均衡合理，進一步促進了國際收支尤其是經常項目收支平衡；另一方面，中國又抓住國際收支趨向平衡的有利時機，進一步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市場化改革。2013年底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2014年初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指出，要“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擴大匯率雙向浮動區間”。因此，理解最近一段時期人民幣匯率波動，不能只孤立地看其水平變化，更要與央行利用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擴大匯率浮動區間的改革結合起來。這是朝著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正確方向又邁進了一大步。 　　資本流動對國際收支的影響越來越大，也使得人民幣匯率具備了雙向波動的微觀市場基礎。危機以來，中國經常項目收支狀況趨於改善，而外匯儲備增加額居高不下。這里既有資本流出渠道不暢的國內體制機制原因，也有發達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的溢出效應。這次危機發生後，美歐日主要發達經濟體均採取了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造成了全球低利率、寬流動性，使得新興經濟體經常面臨脫離本國基本面的資本流動波動衝擊，中國也是深受其影響。2005年到2009年期間，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順差對中國國際收支總順差的貢獻是七三開。此後，除2012年資本項目出現少量逆差外，2010年、2011年和2013年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順差對於國際收支順差的貢獻轉為四六開，就是資本項目現已超過經常項目成為中國國際收支順差、外匯儲備增加的主要來源。2013年，這個比例是36%:64%。其中，因為境內企業採取“資產本幣化、負債外幣化”或者說是“做多人民幣、做空外幣”的財務運作，導致2013年中國非直接投資形式的資本流動，也就是國際收支口徑的證券投資加上其他投資這兩個項目，由上年的淨流出2123億美元轉為淨流入1382億美元，這一進一出振幅達3505億美元，完全可解釋當年中國外匯儲備資產多增3340億美元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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