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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結構主要問題 應如何調整 | |
http://www.CRNTT.com 2009-11-21 10:19:44 |
上述列舉的諸多結構問題,確實都是中國經濟目前客觀存在的問題,但是,如果純從宏觀經濟角度進行歸納,這些結構問題,要麼是投資本身比例問題和投資效率問題(如地區結構、城鄉結構、三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自主創新和節能減排結構等),要麼涉及投資、消費和淨出口的關係問題,但也許並不是根本性涉及或是直截了當涉及(如收入分配結構問題、城鄉結構問題),因為判斷是否根本性的涉及,仍需具體評估在談收入分配或城鄉結構問題時,是在多大的政策力度和調整程度上分析投資、消費和淨出口的分配關係,是否在經濟總量中三個變量間有實質性的數量變化,還是僅在一定消費總量和相對於外需減少而言,僅是有限的增量下談消費的分配和提高問題。若是後者,則只能說仍是在講一定消費總量下的內部分配問題。所以,關鍵仍要看政策量化的取向和力度。 我們今天突出提出結構問題重要性的背景,恰恰是在中國經濟相對於2003~2007年兩位數繁榮增長後,因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後外需面臨兩位數的陡降,中國經濟還能否持續保持穩定增長的背景下來討論結構問題,是討論總量的繼續增長問題。這是當前宏觀經濟政策中最主要的、也是最令人擔憂的問題。因為能否繼續保持一定的增速,直接涉及就業和社會大局的穩定。美國金融危機後,中國政府迅速採取了一攬子刺激經濟的政策,這是非常必要的。 在這些政策中,我們既有大力刺激投資的政策,也有刺激消費、改善民生、改善生態環境的政策,同時還有盡可能保出口的刺激政策。但是,實事求是地說,其結果,主要仍是靠投資刺激政策發揮了很大作用。因為前三季度GDP增長7.7%中,有7.3個百分點是投資拉動的。 然而,進一步擺在我們面前的嚴酷現實是,在2005~2008年的四年中,淨出口對GDP兩位數增長的拉動,分別為2.5、2.2、2.3和0.8個百分點,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長7.7%,出口拉動是-3.6個百分點。美國是中國的重要出口國之一。在全球化中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美國,其消費曾占GDP的70%左右。危機後其家庭淨資產已從63萬億美元跌到40多萬億美元,跌去近1/3,財富效應使目前居民消費率呈下降狀態,進口需求縮減。美國減少進口的直接影響和通過世界貿易傳遞的間接影響,對中國的總體影響不可低估。世行預測,2010年,中國經常賬戶盈餘占GDP的比例,將從2008年的9.8%降到2010年的4.1%,這意味著2010年中國淨出口對GDP的拉動能在多大程度上由負轉正,仍是個重大考驗。所以中國2010年GDP的增長重任自然將主要落在擴大內需上。 而2009年前三季度主要靠投資增長在支撐中國GDP增長7.7%的同時,嚴重的問題也已開始暴露:一是重複建設,六大行業的產能過剩;二是為配合大規模投資,儘管在美國零利率、美元泛濫環境下,國內貨幣政策仍不敢趨緊,貨幣供應超多,市場上已產生了對物價上升與資產價格泡沫的一片擔憂;三是我們即使不去討論在今年財政赤字基礎上明年還能有多大赤字的問題,就是目前過高的投資率持續下去,仍然使人擔心。因為從中期看,今後幾年世界經濟即使復甦,能否再恢復到2003~2007年的高增長呢?隨之能否出現世界貿易的高增長呢?都要打個問號。那麼,中國連續幾年積累的高投資後所需的最終需求——消費在哪里?這必然會引起人們對今後幾年可能出現的投資效率和銀行資產質量問題表示擔心。 然而,如果我們能在積極刺激投資的同時,下更大的力量去刺激消費,共同消化國內巨大的產能,也許經濟總量能在相抵出口減少的背景下,以更快的消費增長率與較高的投資率之間的平衡,來維持總體經濟繼續保持8%~9%的平穩增長。 簡言之,美國發生危機了,世界貿易下降了,中國出口缺了一塊,同時靠拼命擴大投資又是有限度的,因此,從繼續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長的角度看,必須以近十幾年來從未有過的消費增長速度來彌補。這是中國經濟今後幾年繼續維持較快增長的內在邏輯,也是關鍵的結構問題。就此意義講,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結構問題不是其他,而是要盡快提高“消費”這塊“短板”。保消費,就是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 至於上面涉及的多數結構問題,有的屬於投資分配的問題,有的屬於改善投資效率的問題,都不是總量意義上的主要結構問題。至於收入分配結構問題,屬於改善消費結構和在一定意義上提高消費水平的問題(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在一報告中指出,中國消費占GDP比重過低,並非來自中國固有文化差異,是增長模式、金融體制、社保等體制性、結構性因素共同導致。並測算到2025年,消費占GDP比重可達到45%~50%,達15.3萬億元,比法國全國GDP還略高一些。其中,改善消費信貸等“消費基礎設施”可使消費占GDP比重提升1.5~3.4個百分點,改善社保體系,可使該比重提高1.6~6.3個百分點,向服務轉型和提高居民資本性收入,可使該比重提高3.5~6.0個百分點。該研究報告並不認同提高中國居民消費僅僅指望收入分配的改革),但從總量意義上講,收入分配問題本身也不直接構成總量中變量之間失衡的直接表現。收入分配失衡是形成高儲蓄、低消費這一總量結構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前者是因,是深層次的結構問題,後者是果,是總量結構問題的直接表現。就此意義上說,如果說要抓結構調整,何謂“抓手”,何謂“突破口”?抑制產能過剩、抓節能減排、抓自主創新、抓五大新興戰略性產業的創新和發展,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遠遠不夠。因為要真正克服經濟回升中基礎不穩定、不鞏固、不平衡的問題,除了抓投資分配和投資效率這一“投資”因素外,必須抓快速提高消費水平特別是居民消費的問題。由此,收入分配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消費金融與消費基礎設施建設、居民資本財產性收入、戶籍制度改革和城鎮化建設等,恰恰都是結構調整有效的“抓手”。特別是城鎮化率水平的提高,更多的是上述各項結構調整政策的實施結果,是提高居民消費率的“載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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