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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自由主義：反孔子的“托拉斯”

http://www.CRNTT.com   2012-05-31 12:01:27

胡適敏感地注意到了“形式”變革的重大意義，不僅有歷史的眼光，也有邏輯的思考。胡適認為語言的形式不打破，思想內容的更新無從談起。他在《嘗試集序》中寫道：“我們認定文學革命須有先後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學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他在《談新詩》中將這種“體裁解放”上升到了更高的層面——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和鐐銬。 　　在這個意義上，白話文運動就是中國人精神解放的第一步，是破除掉的第一層“精神的枷鎖和鐐銬”。 　　胡適在留學期間就對改良中國文字感興趣，他在《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中提出：“漢文乃是半死之文字”，當務之急是“改良文言的教授方法，使漢文容易教授”。1915年他和同學任叔勇、梅光迪、楊杏佛等人之間產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他稱之為“革命的導火線”，而“文學革命”的口號就是在那場爭論中提出來的。胡適期望，借助白話文將無聲的中國變為有聲的中國，將一個瀕死的文化複活過來。 　　胡適歸國前便以《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打了第一炮，引起了國內改革派知識分子的群起響應。魯迅對於白話文的表達更為極端，他在《二十四孝圖》中說：“只要對白話文加以謀害者，都應該滅亡。”通過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周樹人變成了魯迅。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是中國第一部白話學術論著；他的《嘗試集》又是第一部白話詩集，他甚至還是中國知識階層中第一個用白話寫信的人。 　　整個新文化運動的法寶，正是由於白話文作為工具的變革，撬動了中國文化從舊的範式向新的範式轉變。 　　進了北大，胡適便直接參與《新青年》的編務活動，與陳獨秀一起倡導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因為陳、胡二人，北大自然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作為對文化保守派“保存國粹”的回應，胡適提出了“整理國故”的顧念。即拿上“重估一切價值”的尺子，用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去釐清事實，進而界定一切舊文化的價值。“必須以漢還漢，以魏晉還魏晉，以唐還唐，以宋還宋，以明還明，以清還清；以古文還古文家，以今文還今文家；以程朱還程朱，以陸王還陸王……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然後評判各代各家各人的義理是非。” 　　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去偽存真，實事求是，自由討論。反對盲從，反對迷信，反對調和——沒有領袖不可以質疑，沒有學說不可以辨析，沒有權威不可以推倒。“新思潮的意義”，就在於“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最終“再造文明”。 　　在價值重估的過程中，孔子及儒家學說自然成為一個靶子。孔子的權威動搖了，文化保守性也就鬆動了。胡適在給吳虞的《愛智廬文錄》的序言中寫道：“何以那種種吃人的禮教制度都不掛別的招牌，偏愛掛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為兩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著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捶碎，燒去！” 　　胡適認為，最終一戰就是要把孔家店的招牌摘下，砸碎了燒掉。不把孔家店砸個稀巴爛，新的思想無法生根，新的西方學理就引不進來，“再造文明”終究就是一句空話。 　　值得注意的是，胡適打倒孔家店的本意，並非打倒孔子。而是打掉那個被神化的孔子，那個壟斷人們思想的孔子，破掉的是儒家的宗教外衣。說到底，胡適是在反孔子的“托拉斯”，反儒家的“意識形態”，而不是反孔子的“本來面目”。唐德剛分析：“孔二先生孔家老店，搞壟斷貿易，已搞了2000多年，把我們消費者壓慘了。所以胡適要率領紅衛兵‘打倒孔家店’。” 　　事實上，胡適小時候，也拜過孔夫子，是孔孟儒家的一個虔誠小信徒。他還在家裡用紙盒做了一個“孔廟”每天拜祭。留美期間，他受了西方民主新思潮的啟迪，對孔聖人已經不那麼盲目崇敬了，並且嘲笑過袁世凱尊孔祭聖的醜劇。但胡適對於一切著作中的孔子、孟子、朱熹卻是“十分崇敬的”。他甚至說他心中有三個偶像，第一位就是孔子，取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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