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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自由主義：反孔子的“托拉斯”

http://www.CRNTT.com   2012-05-31 12:01:27

主義向左，問題向右 　　1919年6月，陳獨秀因散發傳單被捕後，由胡適代為編輯《每周評論》。胡適本人並不十分贊同《每周評論》的政治濃度，他也不是一個熱衷於空談政治的人。他後來在《口述自傳》中說：“既然無法避免談政治。我就決定談點基本的問題。”於是就有了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胡適注意到，“五四”之後人們太迷醉於各種主義、各種理論，甚至僅僅是口號，而不肯腳踏實地地研究問題，是一種很大的危險。因為空談主義並不能解決任何實際的問題，反而會被政客所利用，所以還是提倡研究實際問題。 　　胡適的文章引起了李大釗、藍公武等人的批評。當時，北京各學校正放暑假，李大釗離京到了昌黎五峰山，讀到胡適的文章便立即揮筆，寫了《再論問題與主義》的公開信，反駁胡適的觀點。李大釗公開聲明自己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並且指出，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分離的關係，中國的社會問題，必先有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接著，胡適又寫了《三論問題與主義》和《四論問題與主義》，反駁李大釗等人的主張，並就“輸入學理的方法”進行了較深入的探討。 　　但是，8月30日，《每周評論》第37號正在印刷的時候，北洋軍閥政府的秘密警察突然光顧，查封了報紙，沒收了財物，登在這一期上的《四論問題與主義》也胎死腹中，只有少量報紙流傳出來。於是“問題與主義”的論爭也便中止了。 　　雙方爭論的焦點，就在於是否相信社會的歷史構成中有一個“最後之因”。如果承認其有，那麼只要抓住這個“最後之因”，所有問題就可迎刃而解。而所謂的“根本解決”的路徑就是社會革命。或者如陳獨秀看來，就是“階級鬥爭”。 　　李大釗堅信，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及其革命運動是可以“根本解決”中國的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的理念是每個充滿理想的革命者的思維定式，也是他們的終極目標。李大釗不同意“少談些主義”。相反，他認為只有“主義”才能根本解決“問題”。他要研究的唯一問題就是如何將紙上的主義轉入到實行的主義上去。李大釗也認識到空談是沒有用的，但他很清楚胡適文章的矛頭主要是對著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所以他沒有指責胡適反對馬克思主義，而是批評胡適反對他人宣傳馬克思主義。 　　胡適並非沒有研究馬克思主義，只不過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中的階級鬥爭學說不應該被加大宣傳；暴力革命帶來的主義的勝利，也未必真是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事實上，作為“實驗主義”的信徒，胡適根本就不認為有任何根本解決之道，而社會的發展在於改良，在於一點一滴的進步。胡適可以接受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但是不能接受階級鬥爭理論。 　　胡適認為“五四”之後，中國陷入了“目的熱”和“方法盲”之中，空談主義就是滋養這兩種毛病的溫床。人本身的愚昧，很容易被主義的神秘性所哄騙，“被幾個抽象的名詞騙去赴湯蹈火，牽去為牛為馬，為魚為肉”。 　　所以，“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是只可做一些假設的見解，不可做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做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做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做蒙蔽聰明、停止思考的絕對真理”。只有如此，才能將人類從抽象名詞的迷信中解放出來。 　　胡適在社會歷史觀上是個多元論者，他不相信有個“最後之道”在左右歷史。他是杜威的學生，杜威對社會發展有一個著名的比喻，即社會進步應該是“零售生意”，而不是“批發的買賣”。也就是說，進步是在零打碎敲中完成的，是“得尺進尺，得寸進寸”。所謂“根本解決”，只是一個良好的願望，根本不可能實施。 　　胡適反空談主義，主要是反對空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1922年，他應北大同學新聞事業同學會的邀請做過一次演說，希望新聞業者能對“真問題”有所貢獻。他在最後說：“寧可因討論活問題而被封禁、被監禁、被槍斃，也不要拿馬克思主義、克羅泡特金來替張作霖、曹錕、薛大可、葉公綽的報紙充篇幅。” 　　由於雜誌被封禁，胡適的話沒有講完。10年後，胡適在《湯爾和譯〈到田間去〉序》中承認了自己在“問題與主義”之爭中的失敗，“十年以來談主義的人更多了，而具體的問題仍舊沒有人過問”。 　　就在“問題與主義”爭論達到高潮的1919年9月1日，毛澤東在長沙組織了一個“問題研究會”，親自擬定了章程，並列出了首批幾十個等待研究的“問題”。包括“國語問題”、“貞操問題”、“杜威教育如何實施問題”。稍晚毛澤東創辦的“文化書社”也重點經銷胡適的書，如《嘗試集》、《中國哲學史大綱》等。 　　胡適晚年在口述自傳中說：“我從未寫過一篇批評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每周評論》由傾向馬克思主義的陳獨秀編了27期，沒有被查封。被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胡適編了才10期，就被當局查封了。 　　隨著“問題與主義”之爭的結束，由新文化運動而形成的一個知識分子圈子也開始解體了。談主義的向左來，研究問題的向右去。在胡適看來，分手並無不妥，若是為了表面的團結而犧牲思想的自由，才是丟臉。（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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