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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鴻的一九四九

http://www.CRNTT.com   2014-09-27 10:12:39

徐悲鴻作品《喜馬拉雅杉鬆》，紙本，水墨，1940年   　　與北平藝專類似的學校的接管，其程序大致是：先召開負責人及員生工警代表會，由軍管代表宣布接管方針、政策，徵詢他們的意見。接著開全體大會，宣布正式接管，講解方針、政策，接管以後，其人員生活、業務即統由軍管會處理，並酌留軍管代表或聯絡員駐於該處，到正式移交管理機構接收為止。負責接管的人員為軍管代表及聯絡員，軍管代表代表軍管會，負責接管對象的人事、業務、生活諸方面的管理，包括向接管機關及原負責人宣布政策要點和接管命令，向全體人員說明接管辦法，審核舊人員之去留，監督原主管人員繼續進行工作，並在發布命令與檔上副署，調查研究本單位情況和熟悉業務；聯絡員負責了解情況向上反映，幫助軍管代表執行具體工作。人選都是事先審慎配備的，並且都採取小組制度，各單位均配備三人以上的代表組與聯絡組。聯絡組一般常駐接管的學校，代表組看各學校具體情況決定派駐與否。除了取消訓導處外，一般學校一律以留用為原則，一面通過地下黨與進步群眾及派駐的聯絡員實地進行調查，對各學校的各種人事關係、各人員的政治面貌、學識技能、群眾影響都進行大體的了解，即要把“縱的系統接收和橫的檢查結合起來”。國立北平藝專的“綜合材料整理”應該就是在這樣一種情形下做出的。 　　除了人事，對於課程的改革，中共也有很清醒的認識，他們深知課程的改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將舊制的課程分為三類，分別對待：內容反動的（反共反人民的）必須根本否定；內容基本可以採用，但其思想體系、思想方法和教學方法屬於資產階級系統，理論和實踐有若干脫節的，將來必須加以改造或改良，這主要指理、工、農、醫、鐵路等院系，但一時還無暇解決這個問題；課程內容介於上述二者之間的，為文學、教育、經濟、地理、藝術等，這些課程或則部分暫時尚可以採用，或則某些方法技術暫時尚可採用，須批判地分別處理。針對當時的情況，在課程內容方面最切實可行的辦法就是所謂“抓緊思想上領導”，即“組織一批黨員和進步人士，有限地規定題目”，在各大學進行學術講演，內容就是唯物史觀和新民主主義。 　　在以上這樣一個接管基本思路和對徐悲鴻的內部調查的基礎之上，我們不難揣測徐悲鴻的尷尬處境。儘管在政治家們的權衡中，在當時百廢待興的局面中，徐悲鴻以他的聲譽最終仍然保有其校長之尊，並先後被選為出席第一屆世界擁護和平大會的與會代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委員、第一屆全國政協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協委員、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主席，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大會，聲譽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但同時，他對學校的行政管理以及教學安排顯然已經失去了以往的權力。戴澤所說“在國立北平藝專可以說是最稱心的時候，也是很滿意的時候他有權處理學校裡面的事，他說了算”，就曲折地表達了這樣的含義，一句“對學校行政目前已不把持己見了，曾表示願為新的為人民的藝術努力，但並未真正解決提高與普及的問題”，是意味深長的，也是說明問題的，在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恐怕莫過於解聘壽石工和強行調離宋步雲了。 　　壽石工年長徐悲鴻十歲，寓居北平後，以書法、篆刻著稱，工詩詞，在北大、國立北平藝專講授詩詞及金石篆刻學。二人相識、結交於1928年底徐悲鴻第一次來北京做藝專校長期間，算是多年的故交。1946年7月21日徐悲鴻曾於南京即將赴平前致函先行抵平做準備工作的宋步雲：“步雲吾兄惠鑒：……壽石工先生系我老友，也系校中將來同仁，請告其一切並求彼相幫，覓臨時住處。壽石工先生住西安門外迤北黃城根十八號。”宋步雲也的確按此“指示”請壽石工幫忙安排了徐悲鴻一行的住處。李鬆《宋公行止考補》認為此信大致可以透露三方面信息，即徐、壽為故交；徐在安排藝專教員時，壽是優先考慮人選之一；壽曾協助藝專複校事宜。正因有這樣一層關係，故在1947年10月國立北平藝專秦仲文、李智超、陳緣督的“三教授罷教”中，壽石工雖支持三教授、與徐悲鴻觀點有別，但沒有公開參與和議論此事，且事後仍在藝專任教，也依然與徐悲鴻是好朋友。甚至在1950年壽石工逝世時，壽夫人請徐悲鴻題墓石，並以所藏梁山舟著書墨為酬，等等。 　　從罷教事件後壽石工的“安然無恙”中，可見徐悲鴻對這份友情的看重，因此其反對解聘壽石工，並非像軍代表理解的“怕得罪人”那麼簡單。但壽石工在藝術上為共產黨人所詬病的“保守”態度以及他所擔任的古典詩詞、金石篆刻等課程的被取締，使得他的去留問題並無太多懸念，對此，徐悲鴻肯定是無奈和不稱心的，但還不至於有很深的觸動，而宋步雲的離去就性質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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