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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鴻的一九四九

http://www.CRNTT.com   2014-09-27 10:12:39

與人事相比，更大的改變體現在課程改革上。 　　從1949年3月初的新學期開學開始，軍管會代表便出席了歷次校務會議、教務會議，直接參與學校的管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課程的改革。但這一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從“軍管”到華大三部並入的八九個月間為第一階段，課程中除了政治思想教育方面課程和副科有較大變動外，主課和系科設置均未有大的變動，教學方式和內容基本維持著徐悲鴻掌校時期的狀態。但共產黨人利用這八九個月的時間，掃清了外圍，穩定了局面，安撫了人心，為業務上的接管做好了充分準備；也正是這一階段學校教學基本維持原狀的狀態，讓徐悲鴻誤以為專業課的教學還會沿用他的方法，以至於他會對胡一川說“業務我來管，你管思想工作”，此話既說明他對解放區美術幹部業務能力的不信任，也說明了他對解放區的美術教育經驗和共產黨文藝政策的不了解。 　　從1949年10月開始，這一改革進入第二階段。月初，華大三部的胡一川、王朝聞、王式廓、張仃和羅工柳組成美院黨組正式進入學校領導層，改革的步伐開始加大。首先調進一批解放區的美術幹部，其中既有丁井文、楊伯達這樣的行政幹部，也有伍必端、林崗、李琦、顧群、鄧澍、馮真這樣的業務助教（第一批共調進27人）；其次從華大美術科學生中挑出20多人到藝專辦美術幹部班，培養一年後分配工作，目的是把華大的革命作風帶到藝專來。該項工作的主要負責人胡一川一方面“對徐悲鴻很有耐心”，一方面有力、有效地“通過思想工作很快扭轉了美院的方向”。胡一川主要做了五項工作：1.在師生中吸收新黨員；2.因為徐悲鴻所謂的抓教學，主課只有素描，沒有創作課，這跟解放區很不同，也不符合新形勢需要，因此由王朝聞負責發動了“紅五月創作運動”，把師生的業餘時間都利用起來，通過辦展覽、評獎、向報刊推薦作品等辦法，極大地調動起師生的興趣和熱情，從而推動思想的逐步轉變，連徐悲鴻本人也親自下鄉體驗生活、搜集創作素材；3.加強理論課，由王朝聞、艾青在大禮堂上大課，講美術史和文藝理論；4.提出下鄉搞土改，是高校中最早參加土改的；5.調進一些著名學者如王森然、蔡儀等，加強理論師資。這樣，胡一川在不妨礙徐悲鴻主抓教學的前提下，極大地干預了教學的內容本質。這也預示著延安魯藝的傳統必將快速取代和消化一切其他的辦學思想和方法，包括徐氏的教學體系。 　　在共產黨人看來，徐氏教學體系是“照搬法國學院派”，“主課只有素描”，但“尚可採用”的還有“某些方法技術”，因此不像林風眠、劉海粟教學體系那樣“被取代”，而主要是“被消化”。被消化成什麼了呢？華大三部剛一並入（11月11日）就首先召開了討論素描教學方法的座談會，希望扭轉過去素描教學各自為政的現象，即開始觸碰素描教學徐悲鴻教學體系中最核心的部分了；之後，隨著創作課越來越重要，藝術服務於政治越來越明確，年、連、宣等普及型美術占據絕對優勢，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教學體系被大規模引進，徐氏體系的這點“方法技術”就變得越來越不重要，被消化成微弱而潛隱的因素，只剩下“寫實”這樣一個主張，不包含具體方法（方法主要是引自蘇聯的結構素描體系）這就是備受爭議或詬病的所謂徐悲鴻教學體系，而這種爭議或詬病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林、劉體系被取代、徐氏體系被名義上保留，林、劉體系完全不見容於新政權，而徐氏體系被新政權所利用。     應該說，經過1949年一年的改造，中央美院的教學主流已經不再是徐悲鴻方式了，我們在總結建國後的美術教育的時候，需要先把這個問題理清楚。在20世紀末對中國美術教育的反思中，曾有人將中國美術教育的問題歸罪於徐悲鴻一個人，我覺得是高估了徐悲鴻的作用。1949年之後，沒有哪一個人對學校或教育，會像民國時期蔡元培之於北大、張伯苓之於南開、羅家倫之於中大、林風眠之於國立杭州藝專那樣有那麼大的影響力，總體趨勢是與教授治校漸行漸遠的，對教育有影響力的主要是政治，教育的發展是被一次次的改造、一場接一場的運動決定的。 　　在這個時期被撤銷的課程包括古典詩詞、金石篆刻、書法、文字學、中國神話、希臘神話等。在有留學背景的人執掌的新式美術學校中設置相當比例的傳統內容，是民國時期美術教育的共同特點。而1949年後，這些課程首先被撤銷，使得美院課程中傳統內容嚴重缺失，且長時期得不到恢復，留下了幾乎無法根治的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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