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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香港憲制秩序的深度重塑

http://www.CRNTT.com   2021-06-19 00:13:01

李曉兵：香港在回歸之後24年的時間裡一直都在進行探索，但是，我們也清楚地看到，香港特區“一國兩制”實踐經歷過很多次的危機。在應對這些危機過程中，我們很多時候都是遵循一種慣性。在香港回歸二十周年前後的一段時間，我在反思香港特區過去二十年“一國兩制”實踐的時候就隱隱約約地感覺到有這麼一個問題：那就是香港為什麼總是面臨各種各樣的危機，有的時候甚至是接踵而至，危機重重。於是在2018年下半年到2019年初，也就是“修例風波”還沒有完全爆發的時候，我就和台港澳法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一起討論做了一個研究，主題就是香港特區憲制危機及其化解。事實上，香港特區治理過程中有兩種層次的危機，一個是可以稱之為管治危機，主要是發生在香港特區層次，即香港社會內部；另一種可以稱之為憲制危機，既可以是在香港特區層次，即在香港特區管治過程中各憲制機關之間的衝突，也可以是在中央和特別行政區之間產生的衝突。很多時候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或者作出重要的決定，就是為了化解香港特區治理過程中的憲制危機。 　　實際上，在過去二十多年的時間裡，我們能感覺到北京對香港特區“一國兩制”創造性實踐是頗具期待的，對於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展開是非常寬容的態度和立場，但是香港特區在治理過程中總是會發生各種各樣的危機，包括管治危機和憲制危機，比如香港回歸之初“居港權案”所帶來的憲制危機，基本法第23條立法因反對派反對而被迫長期擱置所帶來的管治危機和憲制危機，非法“佔中”所帶來的管治危機和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未能在香港特區轉化為本地立法所引發的憲制危機，2016年“梁游宣誓案”所引發的管治危機和憲制危機等等。但總體上，中央治港的思路基本上都是一貫的，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很多事情，中央都儘量讓香港自己去解決，避免香港特區內部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產生各種憂慮和擔心，避免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產生種種困惑和質疑。其實從中央的角度看，有的時候是有點“動輒得咎”的感覺，也就是說，如果中央看到了香港特區所存在的一些問題，也想推動這些問題的妥善解決，反而會產生更多的爭議。 　　在廣深港高鐵開通過程中，“一地兩檢”制度安排曾經引發激烈的憲制爭議；在“一地兩檢”憲制難題的解決過程中，“三步走”的程序設計為香港特區“一國兩制”實踐中憲制危機的化解開拓了新的思路，為“一國兩制”實踐的發展探索出了新的模式。然而，2019年的“修例風波”卻讓香港跌入了一個無底的政治動蕩的深淵，把香港社會的反對派、“反中亂港”的激進政治力量、“港獨”極端政治勢力，與外部政治力量深度勾連頻頻互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野心與戰略意圖全部暴露出來了。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去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全國人大會議被迫推遲召開會期緊張的情況下，依然決定將香港國安法制定問題列入議事日程，通過全國人大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的方式，從國家層面為香港特區撐起維護國家安全的大傘，讓香港從此告別不設防的狀態。今年年初，從2月22日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專題研討會上的講話，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在全國人大會上作的關於全國人大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的說明，以及3月12日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的發言，都講得很清楚，中央堅決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利益，維護憲法和基本法所確立的香港特區憲制秩序，之所以下決心制定香港國安法為香港特區“一國兩制”實踐劃定不可觸動的政治底線和法律底線，同時通過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來優化香港特區民主政治過程，改善和提升香港民主政治過程的品質，其基本目的是從不同方面來促使香港特區“一國兩制”實踐重回正軌，為香港特區“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提供更加完備的法律保障，為香港長治久安做好充分的制度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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