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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焱：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

http://www.CRNTT.com   2011-09-20 13:42:41

沒有戊戌變法，何來辛亥革命? 　　今年因為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報刊雜誌發表了很多相關文章。作為一個事變，以往關於辛亥革命的歷史被湮埋掉的很多細節，現在逐漸都被發掘出來了，歷史的真相逐漸顯露。但另一方面，如果單單將辛亥年的事變看成是單純的事件史，而缺乏歷史-社會理論的支撐，實際上我們也依然無法真正理解辛亥革命。研究思想史的人愛說：“沒有晚清，何來五四”？強調的是五四作為一場思想文化運動與晚清學術的前後承繼性，這就意味著不能把五四運動僅僅當成一種固定的靜態的事件來分析，必須要有歷史的動態的視角，才能知道五四運動從何而來。同樣，我們也可以說，沒有戊戌變法運動，也就沒有辛亥革命，因為戊戌變法是辛亥革命的前身。如果沒有對戊戌變法的比較深入的了解，也不可能真正看清辛亥年政治上發生的大事變。 戊戌變法的背景：現代性登場 　　首先講講戊戌變法的背景。今天回頭看清代中晚期所面臨的一些挑戰，從戊戌變法上溯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其間差不多60年，在這60年間，對清朝統治者與士大夫階層來說，老大帝國的心態和制度都沒有什麼大的變化。在中日甲午之戰前，李鴻章主持洋務運動，他對洋務的認識基本就是兩個東西，一個是開發大炮，一個是製造輪船。他認為中國有兩個東西就不再怕外敵了。後來的士大夫對“歐風美雨”有著種種判斷，有的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認為西方列國的長處無非是船堅利炮，應該學習。還有西學東源說，認為西方的學說都是從中國古代傳出去的，現在又返回來了。但是甲午戰爭的失敗，無論對於統治者還是士大夫階層都帶來很大的衝擊，因為在他們看來，日本原是東亞文明圈裡的蕞爾小國，經過明治維新竟然一躍而起成為東亞的強國，這就使主張變法維新的思潮占據了思想界的主流。當時主張維新變法的學說，一種是中體西用說，以張之洞的《勸學篇》集其大成，這是穩健派的主張。還有些激進的士大夫不但要求變法，甚至要求快變、全變，如譚嗣同認為：“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仁學》）所以應當統統顛覆。康有為則認為，“自道鹹以來，已稍知變法，然收效莫睹……不知全變之道。”（《日本變政考》）這種全變、速變的主張，如果是出自在野的士人，還沒有關係，可是它卻出自朝廷策劃變法維新的人，導致的問題就大了。 　　現在來看，“歐風美雨”的深層意義在於現代性在中國的登場，對中國文明來說，這至少意味著三項新的事物：一個是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或譯國民國家），清王朝在變法之前還是傳統的王朝國家，從政治學上講，民族國家可以是君主立憲制國家，也可以是共和民主制的國家，但是要通過國家構建（State-building）的歷史過程，才能最終完成這一轉型，除了國民、人口、主權這些東西外，更重要的是憲政和法治。第二，資本主義，或者用我們當代的語言說是市場經濟。第三是近代科學技術和近代工業體系。但是對於現代性所包孕的新事物，在戊戌變法前夜，朝野上下還沒有那麼清晰的認識。當時士大夫總結中國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第一是腐敗，第二是行政效率低下、組織機構叠床架屋。李鴻章說中國向日本宣戰，乃是以“直隸一省敵日本全國”，其他的各個省的人都在等著看他的笑話。第三是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通過君主立憲，轉變成了近代新式的國民國家，中國王朝還是一個舊式的王朝帝國。後來梁啟超批評洋務運動，說是“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批評的非常深刻。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了變法運動。戊戌變法運動和中國歷史上常見的改革比如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不同，它開啟的是古老的華夏文明在面臨現代性的挑戰之際，尋求新的社會政治模式和思想文化模式的歷史。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在慈禧太後的授意下頒布了“明定國是上諭”，宣布實行變法。9月21日慈禧太後收回了光緒皇帝的政治權力，恢復垂簾聽政，戊戌變法也就此終結。變法期間，光緒皇帝宣布了一系列詔書上諭，這些文件包含的變法舉措大約有四、五十項，其中最主要的有兩項：一是科舉考試廢除八股取士，改成考策論取士；二是朝廷準備設立一個叫制度局的機構，作為維新變法的中樞機構。 　　我們以往理解的戊戌變法，最多追溯到康有為1895年5月發動的“公車上書”。這種對戊戌變法的理解，實際上是把康有為等人的政治活動作為變法活動的中心的。康梁於變法失敗以後，師徒二人匆忙逃亡海外，出於自身的政治需要，編造了不少關於戊戌變法過程的歷史細節，後來以訛傳訛，謬種流傳。近幾十年，史學界經過考證辨偽，在很大程度上恢復了歷史真相，特別是台灣學者黃彰健的《戊戌變法史研究》一書，大家可以參看。 　　實際上維新變法運動，並不能依據康有為一己設定的標準，或者根據是否贊同康有為的政治與文化主張來站隊劃線，簡單的劃分為維新、守舊兩種政治力量的對立。那不過是變法失敗後，康有為出於自身的政治需要編造出的一種臉譜化的變法史。上世紀四十年代史學大師陳寅恪在讀《梁啟超傳》書後一文中，就特別指出：戊戌變法有兩個源頭：一是康梁等人；另一個是郭嵩燾、朱一新以及他的祖父陳寶箴和父親陳三立等人。這兩個變法的派別和源頭，從表面上看都主張變法維新，但實際上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對立。這一分梳化解了我們過去傳統的那種同質的整體的戊戌變法觀。 　　中國古代士大夫主張改革，一種是上行路線，一種是下行路線。上行路線是“得君行道”，士大夫得到皇帝的信任，可以施展你的政治抱負，比如象王安石、張居正等人。還有一種是下行路線，即從地方做起。康有為實行的是上行路線，比較受人矚目；而另一派的的變法運動，是從地方做起。從1895年8月陳寶箴擔任湖南巡撫，到1898年9月陳氏父子被慈禧太後免職，湖南的變法維新共有3年左右的時間。而康梁師徒在中央朝廷搞的變法運動，只有短短的3個月，所以說是“百日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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