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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焱: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

http://www.CRNTT.com   2011-09-20 13:42:41  


 
互動環節

  網友1:今天的題目是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聽王老師講了康有為,怎麼沒有提到孫中山?

  王焱:我今天講的主題,是從戊戌變法來看為什麼會有辛亥革命。

  主持人:正因為變法之失敗,在一種感受中,康有為啟動的是戊戌變法,是真正的變法嗎?可能是因為他的一些做法種下了革命的種子。辛亥革命稱作革命,但並不是一個特別血腥的革命,上次的講座中有講到。

  網友2: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王老師提到清末新政 ,就這個而言,您認為有什麼經驗教訓可以總結,對於今天清末新政有什麼借鑒意義?是不是完全是一種欺騙手段,或者在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上有什麼承上啟下的意義?

統治者誤認為經濟繁榮可彌補政治問題

  王焱:百日維新期間提出的那些變法措施十分有限,在1905年新政的實施,無論在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其實都遠遠超過了戊戌變法,經濟績效也很不錯,這也可以說明一個問題,可能是人們認識上容易產生的誤區——即認為單純的經濟增長可以掩蓋政治社會建制上的缺憾與不足。社會理論中有一個“托克維爾悖論”,即指越是在經濟繁榮增長的時候,反而越有可能出現政治危機,因為經濟和政治並不是同一個社會領域,它們要解決的也不是同一個問題。清末的新政並沒有推進到憲政層次上,雖然後來清朝統治者迫於各界壓力,將原來的十年後立憲的承諾改成九年,提出《欽定憲法十九條》,但在時間上已經過於滯後了,無論經濟上怎麼繁榮,政治正當性的資源已經大量流失了。

  主持人:1901年1月29日,變法上諭: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利”字。

  王焱:這話說的不錯。縱觀古今中外歷史,改革的阻力無非來源於兩個,一個是權勢集團的既得的權力和利益,二是對於舊的意識形態符號的依戀。

  主持人:關於康有為在戊戌變法時的一些主張,騰訊網歷史頻道在做一個轉型中國的報道,這個大家可以去看看。

  網友3:辛亥革命的爆發實際上是各種矛盾的深層次的積累,各種矛盾的積累,我理解為讓利的結果,形成了一種利益團體,最後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爆發。中國矛盾好像很多,特別是民族矛盾比較激烈,民族矛盾非常激烈,清朝末年社會那麼動亂,民族關係是怎樣的情況?

  主持人:整個清朝對民族政策把握得比較好。

  王焱:“中國”原來不是一個國家的稱謂,而是指文明的中心。誰掌握了中心誰就可以稱作“中國”,連日本有一個地名也叫“中國”,並不是一個國家的意思,而是文明中心的意思。看中國文明史,這個文明的中心從商周到現在,一直處在東西南北周邊文化的矛盾衝突之中,但漢文化有一個高明之處:就是認為華夷之分在文化不在種族。後來文明越滾越大,很多邊疆游牧民族後來都融合到了漢族裡,不是說漢民族生殖力特別強,而是漢文化用包容的方式,把很多周邊的游牧民族融合包容進去了。滿族是清代統治者,入關時期,人口上百萬,兵馬十幾萬,但這麼點人口與軍隊,怎麼能夠統治這麼遼闊的疆域呢?那是因為他們借鑒了古代朝廷對待周邊民族的一些策略,有意識的實行了二元的帝國策略,一方面是滿蒙包括藏、回,這是一個邊疆民族的世界,用的是游牧民族氏族部落聯盟的方式,在承德外八廟,清君主與周邊的游牧民族領袖來會盟,是一種相對平等的關係,避暑山莊裡皇帝坐的龍椅就在平地上,這與紫禁城裡龍椅高高在上不同。而對內地的漢族,實行的是秦漢傳統以降一君萬民的統治形式,君主高高在上。而滿族自己內部,原本實行的是八旗旗主共議的氏族民主,而不是漢文化的絕對君主制,後來在雍正時期才廢除了這種氏族民主形式,實現了君主的專制體制。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我們無法退回到清帝國實行二元體制的時代,只有繼續推進,直至打造出一個各個族裔統一的政治法律共同體,將所有族裔變成同一個nation,這就是中華民族,所有的人都是公民,沒有族族裔族群歧視,也沒有哪個族群族裔享有特權。

  這與中國未來政治走向一樣,有些人弘揚儒家等級為治的憲政主義,但是卻忽略了20世紀中國發生了好幾次革命,在革命已經將傳統的等級為治社會結構多次夷平過的中國,誰是貴族?沒有貴族,怎麼能建構等級特權為治的社會呢?在一個世界日益走向平等與民主化的世界上,所有等級為治的正當性都已經被摧毀。我們要想實現中國的有效治理,就只有走向普遍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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