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

胡適：為引導中國轉變而作準備的人

http://www.CRNTT.com   2011-12-17 11:36:27

胡適與中共 　　也沒太遠的距離 　　東方早報：你在討論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之爭”的論文中，認為胡適與李大釗、陳獨秀等左翼知識分子的分歧沒有後來的意識形態論述誇張的那麼大，他們是“內部的爭論”，並且保持了良好的友誼。1949年，胡適在離開大陸去美國的船上也是在為陳獨秀編訂晚年文存，並給予高度評價。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和對待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一代啟蒙知識分子的團結與分化現象？ 　　羅志田：胡適與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私交確實很好。胡適沒有我們過去想的那麼“落後”，他對中共的早期歷史應該比絕大多數時人都更清楚。我們念書的時候，學界還在辯論中共是1921年還是1920年成立的。對胡適來說，這沒有什麼疑問，他從來都說是1920年成立的。中共成立前後，李大釗、陳獨秀等人與胡適都有書信往來。也就是說，陳獨秀、李大釗他們創立中共，並不對胡適保密。胡適也不見得就反對。北京各界宴請蘇俄代表加拉罕，胡適也是參與的主要人物，他也發言歡迎。那時比較趨新的人，大都對蘇聯有好感，很多人向往社會主義。當年參與創建中共的人，最初也有張東蓀和戴季陶。跟這些人相比較，胡適與中共也沒什麼太遠的距離。 　　中共成立之後，已經開始為黨組織工作的陳獨秀去廣東教育廳任職，還寫信請陶孟和去幫他辦教育。一般都認為陶孟和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沒有誰把他列為激進、“左”傾的人。陳獨秀那時認為，“杜威博士關於社會經濟（即生計）的民治主義的解釋，可算是各派社會主義的公同主張。”中國要實行民治主義，應當“拿英美作榜樣”。所以他也讓胡適請杜威推薦人到廣東辦教育。那個時候的思想分歧，真沒有我們過去想象的那麼大。 　　那一代讀書人對區分新、舊，可能比我們後來看重的左、右更為敏感。現代自由主義從來就比較喜歡社會主義，雙方沒有太根本性的分歧。在反傳統方面，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也是相通的。再加上那時的趨新讀書人都對蘇聯有好感，所以彼此並不十分對立。 　　我們也不要認為這些人的自由主義有多強的排他性。比如丁文江，曾任軍閥孫傳芳屬下的上海督辦公署總辦，他於1934年在《獨立評論》寫過一篇《我的信仰》，裡面就提出並回答了“我何以不是共產黨的黨員”這個問題。那時共產黨離掌權還遠得很，丁文江卻感覺到非表態不可的壓力。可見那個時代整體思想的激進程度遠遠超過我們過去的認知，而且這樣的世風對眾多學者已形成某種“輿論壓力”了。 　　所以我不太贊成劃分什麼派。就算他們都是我們所謂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不論外對蘇俄還是內對中共，都還比較親和。如胡適就喜歡“計劃政治”，他一生的追求就是在中國實行有計劃的政治。他也長期贊成國家社會主義，認為國家應積極干預經濟政策。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我想他至少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傾向於前者的。 　　而且胡適對中共的態度到最後都是猶豫的。中共打北平的時候，他並沒準備走。他走時什麼都沒帶，他自己最看重的東西書信、文稿等一樣都沒拿，只帶了一本罕見版本的《紅樓夢》，那是當天周汝昌還給他的。可知他完全就是臨時地離去。胡適最看重的是跟他自己有關的東西，跟胡適形象、跟胡適這個人有關的，才是他心目中最珍貴的。他對自己很自信，其自我感覺跟現在的年輕人一樣好。戰爭都進行到那種情況了，卻什麼都沒帶。從這一點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論中共方面傳遞給他什麼樣的信息，至少他還在猶豫、觀望。他並沒準備走，這一點是很清楚的。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