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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六十年來中朝關係

http://www.CRNTT.com   2013-02-23 09:24:41

2、朝鮮戰後重建出現嚴重問題，金日成為了清除異己不惜開罪毛澤東 　　儘管有中蘇的大力援助，朝鮮的戰後重建進展飛快，但是仍然出現了嚴重的問題：（1）、過於強調重工業，造成經濟發展比例嚴重失調。據蘇聯使館觀察，除了配給的每天600-800克食品，工人們幾乎什麼都沒有，當時朝鮮普通工人平均月工資只1500朝元，但一米棉布要300朝元，一條領帶要300-500朝元。（2）1955年，由於朝鮮強制推行農業合作化、農業投入不足、取締糧食買賣等措施，造成了糧荒，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強制徵收及禁售糧食還導致一些地方出現了反政府傳單和農民抗糧抗稅的情況，為此，中國在1954和1955年分別提供的13萬噸和15萬噸糧食幫其渡過了難關。（3）侵占、盜竊、揮霍國家和集體財產的現象十分嚴重，這類案件占當年刑事案件的70%。僅1955年上半年查出被侵吞和揮霍的資產就有40億朝元，而同期撥款給國家機關的全部開銷是30億朝元。……正是這些問題引起了朝鮮勞動黨內其他領導人的不滿，一些幹部開始引用蘇聯和中國的經驗批評朝鮮黨所犯的錯誤，這使金日成感覺自己的地位受到了挑戰。  　　為了穩固地位，金日成開始逐步清洗對其有異議的黨內其他領導者，特別是“在中國待過的”（即所謂的“延安派”）。在1955年4月的勞動黨第十次中央全會上，金日成激烈批評延安派的樸一禹、金雄、方虎山等人，指責他們搞宗派主義小集團。同時，他將糧食危機歸罪於主管經濟工作的樸昌玉（莫斯科派）和金一（游擊隊派），要他們為此承擔責任。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後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的風潮四起，勞動黨內對金日成的批評也日甚一日，針對這種情況，金日成在1956年8月指責反對派人物已經形成了“反黨集團”。隨後，朝鮮內閣副首相尹公欽、職業總同盟(總工會)主席徐輝、文化部副相金剛、建材局長李弼奎等延安派領導（他們都是從中國回來的）感覺形勢不對，便悄悄潛往中國。隨後，朝鮮勞動黨召開了中央全會以“從事反黨活動”為名開除了這四人的黨籍並撤銷他們的一切職務。此即朝鮮所謂的“八月事件”。毛澤東對金日成的做法極為不滿，直接指責金日成還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對的話都聽不得，誰反對就殺誰。11月朝鮮為了抵消中國的影響，金日成更是提出請聯合國出面調解朝鮮半島問題的建議，毛澤東對此極為不滿，認為朝鮮可能脫離社會主義陣營，金日成要走鐵托或納吉的道路。為此，毛澤東派彭德懷赴朝“勸他們團結，收回成命”，恢復反對派的黨籍和職務。儘管金日成迫於中方的壓力承認八月會議處理問題的方法“過於簡單”，同意恢復崔昌益和樸昌玉的職務，恢復出逃中國者的黨籍，但其在執行時一直拖延不辦，這致使中朝關係迅速轉冷，主要表現在： 　　（1）、1956年9月朝鮮要求中國第二年額外給予5000萬元的無償援助，中國拒絕了這一要求。（2）在關於1957年貿易的談判中，中國也沒有滿足朝鮮關於提供糧食的要求。朝鮮堅持要中國供應20萬噸糧食，而中國只答應給9萬噸，後經反覆談判才同意提供15萬噸。（3）金日成請求中國政府於6月初接待朝鮮代表團，其目的是前往學習中國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驗，並討論兩國發展國民經濟相關的問題。中國遲遲不予答覆，後來告知這次訪問只能安排在7月進行。朝鮮領導人還不斷向蘇聯人抱怨，與中國大使難得見面，也很難相處。 　　3、毛澤東為謀求國際共運領導權，開始向金日成妥協，並主動要求從朝鮮撤軍 　　然而，中朝關係在1957年下半年開始出現轉機，因為此段時間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中共在國際事務中作為亞洲革命的領導者也開始參與處理社會主義的歐洲問題，為了與蘇共共享國際共運的領導權，毛澤東亟需朝鮮等亞洲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為了加強自身的力量和影響，毛澤東採取了三大措施以贏得金正日的支持： 　　（1）、開始支持金日成打壓反對者。這一轉變首先反映在對待流亡的延安派幹部的態度上，1957年3月16日，吉林省委書記富振聲在與移居長春的前平壤市委組織部長金忠植談話時很不客氣地說：“你從朝鮮來我國，不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我們曾經要求你回國，但是你堅決不願意回去，我們只好把你留下來。”然後告訴他中國“不願干涉兄弟黨和兄弟國家的內部事務”。最後富根據中共中央的委托轉告他，在中國期間要盡量避免與朝鮮人及中國朝鮮族人接觸和通信，更不能談論朝鮮的問題。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兩次約見金日成，當面承認1956年中共犯了偏聽偏信和干涉朝鮮內政的錯誤，並建議金日成赦免那些逃到中國的幹部，然後接受他們回國。金日成表示“朝鮮已經不需要這些人了”，毛澤東則保證中國永遠都不會利用這些人反對朝鮮。回國後，金日成立即採取行動，進一步在黨內進行政治清洗。中國使館獲得的一份勞動黨內部講話材料稱：到1958年初，朝鮮“全面地揭露和粉碎了反國家反黨的宗派分子”，進一步肅清了“崔昌益、樸昌玉、尹公欽、金承化、徐輝、李弼奎等反黨宗派分子的殘餘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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