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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偉時：儒家傳統困住了中國？

http://www.CRNTT.com   2013-05-17 13:51:43

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要分開 　　今天我又加了一份閱讀材料，是2004年我的一篇文章，2004年9月3日至5日，在中國政府的支持下，七十多個很著名的人物，有學者、有官員，有海歸還有文藝界的，開了一個中國文化的會議，發表了一份《甲申文化宣言》。那時《新京報》、《南方都市報》還是一家，他們的記者很積極，將材料複印好讓我發表意見，我看了以後就寫了一篇文章《評“甲申文化宣言”》。那篇文章當時影響比較大。在這篇文章當中，我將我學習陳寅恪教授的兩篇文獻的一些心得感受寫了進去。大約在1928年，陳寅恪教授審查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卷，分別寫了審查意見。那個審查意見不長，但很經典，分析問題非常深刻。從方法論上、從根本理論觀點上，他提出一個問題：儒家文化在中國，具體轉化為制度方面影響是最大的。中國的社會制度基本上是按照儒家的基本觀念建構的。他說，這樣建構起來的文化，它的沒落是無可救藥的。因為它本來是跟農耕文化相適應的，自從工商社會發展起來，它自然就不適應了，想挽救也不可能。他提出的第二個論點，在思想文化的其它方面，道家、佛學（釋家）等，它們的影響更大，建樹更多。他這些論斷給我們很重要的啟示：不要籠統地講文化，要分層次來講，其中最核心的，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要分開。制度文化，在一定歷史時期，特別是經濟進入全球化階段，全世界是大同小異的，除非不要現代經濟，不要市場經濟，什麼工商業，科學技術都不要，如果要的話，就要提供相應的制度環境，而這些在全世界是趨同的。但另一方面，非制度文化永遠都是多元的。過去人類文化多元，進入現代社會以後，語言是多元的，沒有統一過，今後也不可能統一。按照這樣一個方法論來思考，我想很多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 　　問題的實質就是這樣——是不是要抱著祖先那一套文化？如果不念四書五經，不天天念“之乎者也”就不是中國人？不按照孔夫子的教導作為思想指南，就不是中國人？甚至現在一些人，不穿傳統的漢服就不是中國人。這些是極端落後，說得不好聽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思潮。制度層面，我們抵制這些，但是非制度層面，愛穿什麼、主張什麼，都是非常簡單的問題，永遠不可能統一。 　　所以，新左派現在提出來，要建立中國的學術概念系統，甚至最近一些學者說要建立中國的學術話語體系。講這些話的人，我想，是連學術的門坎都沒有跨入。學術的標準是求真。在這個標準面前，沒有民族之分，國家之分，只有真假之分。中國人研究中國，有很多有利條件，也有不利條件，洋人的研究在很多方面有可能走在我們前面。很奇怪，現在中國大陸風行的什麼《鄧小平時代》、江澤民的傳記都是洋人寫的，為什麼中國人寫不出來？我想不是中國人寫不出來，是這個環境讓大陸的中國人不可能寫，你如果調查江澤民的有些情況，中宣部會支持嗎？能像洋人寫江那樣，中宣部通知各地接受採訪提供材料？不可能，我們沒有這個條件。寫作是這樣，搞研究是不是符合實際就是檢查的唯一標準。 “中國學術話語體系”是“上哄領導，下蒙百姓” 　　所以他們講這些話有什麼作用？只有八個字“上哄領導，下蒙百姓”。領導他聽起來很高興，你看，中國的學術話語體系，中國式的學術。那些官員都是我們教出來的，多數是大學畢業的，少數黨校系統，教育部不承認的。除了中央黨校，其它你說是哪個黨校的大學程度，碩士、博士按照法律標準都是假的。多數從大學出來的都是我們這些教師教出來的，我們水平不高，教出來的學生可能很多比我們高，但也有不少數比我們更蠢。所以官員一聽到下面說這是中國體系，我們創造的，於是高興極了：這是重大項目，給你經費。雙方很高興。在中國來講，一般老百姓民族主義是非常厲害的，聽到這些也高興。所以我概括為“上哄領導下蒙百姓”。 　　可所有學術的成就，不是廣東那個出版局長所說的，得到中宣部的表揚和獎勵就代表水平高。真正的水平，要在世界文化領域、世界學術領域去比。這不能含糊。這是我要講的第二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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