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痛病”40年博弈

http://www.CRNTT.com   2014-01-07 14:11:46

2013年12月17日，痛痛病受害者終於與三井金屬達成最終和解。 　　中評社北京1月7日訊／2013年12月17日，在日本富山第一飯店白鳳廳，“神通川流域被害團體聯絡協議會”代表高木熏寬和三井金屬公司社長仙田貞雄的手握在了一起，雙方交換了《關於全面解決的合意書》。這件事標誌著一場持續40多年，有關“痛痛病”的鬥爭基本有了最終結果。 　　“痛痛病”，是一個聽起來很奇怪的名字，但是卻被世界諸多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納入了教科書以及青少年用的百科全書。其學名是鎘中毒導致骨骼軟化（骨質疏鬆症）及腎功能衰竭，得到這個稱呼是因為患者最大的特征就是全身疼痛，最後在疼痛中死去。痛痛病和水俁病、新潟水俁病、四日市哮喘病並稱為日本四大公害之一。 　　圍繞著“痛痛病”的追責和賠償，日本政府、企業和當地市民團體進行了數十年的博弈，“神通川流域被害團體聯絡協議會”只是8個當地受害者團體的一個。如果不是這次登上日本所有媒體的封面，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即使在日本這樣以環保、法治著稱的發達國家，有關“痛痛病”的賠償和訴訟竟然會拖了近半個世紀。而離痛痛病的出現，已差不多百年了。 鎘中毒引發的恐怖公害 　　古稱越中的日本富山地區，金銀礦藏豐富。早在公元710年，當地就有開始開採黃金的歷史記錄，而規模性的白銀開採則始於1589年，而不久後鉛、銅和鋅的開採活動也相繼開始。貴金屬給當地的統治者帶來了滾滾財源，但也給當地老百姓的健康帶來了持久的威脅。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走上了強國擴軍之路，大量對外戰爭導致原料需求激增；同時，利用從歐洲引進的新采礦技術，三井集團經營的神岡礦山躍升為世界最大礦場之一。 　　但開採礦山所造成的環境危害開始顯現，大量富含鎘的礦物廢水被大量排入當地主要的河流—神通川，這條河及其支流是當地水稻田的灌溉來源，也被當地人用作食水和洗滌用水，人們還捕食水中的魚蝦和其他水產品。 　　鎘，正是“痛痛病”的元凶。 　　第一個“痛痛病”患者怎麼被發現的？在日本一直流傳著這樣的一個故事：一個年輕女工，突然自殺了，廠裡以為是一般原因的自殺而將其草草埋葬。後來警方對此產生懷疑，於是一年後開棺驗屍，發現這位姑娘原來是一例痛痛病患者，她身上多處骨折，包括胸骨。她是因不堪“痛痛病”的折磨而自殺。儘管這個故事無法確認真偽，但從痛痛病被發現到現在，已經過去了100多年。 　　從1910年開始，富山當地的醫院就開始不斷收治一些病人，這些病人的共同特征是：全身骨頭疼，容易骨折（這是鈣質大量流失的表現）。患者時常叫喊：痛啊，痛啊。發病幾天後病人的近端腎小管被破壞，導致腎臟萎縮，產生尿毒症。大部分患者最後在疼痛中死去。 　　儘管病患數量日益增加，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病因並未查明。其實，早在1920年，當地的村民和地方官就要求富山當地政府和日本政府調查礦山開採是否會產生影響。此後，政府和企業方面做了一些簡單的工作，比如使用一個沉澱池來處理排出的廢水。 　　但是，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相繼爆發，生產要求急增，環境保護再次被撇到了一邊。一直到1946年，這種病還被認為只是一種地區性疾病（其實除了富山縣外，還有另外5個縣也有“痛痛病”現象出現），或者是一種不知名病菌造成的。 　　1955年，當地報紙《富山新聞》的記者八田清信去採訪本地以研究“痛痛病”聞名的醫生萩野升，看到醫院裡的護士把這些病患者稱為“痛痛人士”，所以提出把這個病稱為“痛痛病”的說法，並把這個名字寫到了報道中，從此“痛痛病”這個名字成為了世界環境史上抹不去的一個名詞。 　　萩野升是一個醫生，也是一個詩人，二戰時他曾被強制入伍，1946年從中國戰場返回日本。戰爭中他目睹的各種人類悲劇讓他產生了一種濟世情懷，特別是“痛痛病”患者所受的折磨，以及與之如影隨形的大量家庭悲劇（患者中以女性為主，讓很多人幼年喪母，中年喪妻），讓他決意要找到病因。萩野升否定了營養不良、過於勞累等傳統說法，在神通川流域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得出了神岡礦業在上游的采礦和排放才是致病的元凶。 　　但是，萩野升的意見一開始根本沒有受到重視，很多人說：“一個鄉下醫生懂什麼。”還有人認為他純粹是想敲詐勒索。他在本地也受到排斥，因為本地人指責他的說法導致沒有人願意嫁過來，本地的米也沒有人要了。病患者也因被人脅迫，不太支持他。萩野升一度放棄了自己的追索，整天以酒澆愁。但1968年，他的愛妻萩野茂子去世，給了他很多震動，從此他禁絕一切酒精和高爾夫之類的愛好，一心繼續研究和調查。1968年，“痛痛病”作為公害病被認定後，萩野升獲得了代表日本醫生最高獎項的“朝日獎”。 40多年索賠之路 　　“從1972年8月9日‘痛痛病’訴訟審判開始，已經過了41年。我們誠心誠意地努力協商，為‘痛痛病’患者的賠償、農業損害的補償和污染農田的複原以及作為源頭的神岡礦業的公害防治尋求對策。近日迎來了全面的解決，我們感到非常欣慰和高興。”在2013年年底達成協議後，三井金屬公司的主頁上，寫著這樣的聲明。 　　儘管和解協議已經達成，但富山當地的受害者市民恐怕不能贊同“誠心誠意”的說法。 　　在和三井金屬達成最終和解之後，受害者代表、今年已經83歲的高木良信感慨道：“如果這些救濟政策能夠全部落實的話，那麼離徹底解決‘痛痛病’才算是邁進了一大步。”因為“痛痛病”，高木良信先後失去了外婆和母親。2013年，高木良信81歲的妻子病故，同樣死於腎功能衰竭，他自己的腎臟也日益惡化。 　　1942年，正當太平洋戰爭如火如荼時，高木良信還是小學5年級的學生，他失去了已經被“痛痛病”折磨了5年的奶奶。而在把奶奶的遺體送去醫院時，他母親還說：“人啊，就是上了年紀就會這裡痛那裡痛，這就是一生啊。” 　　到了1955年，“痛痛病”的原因已經為大家所理解時，他母親也去世了，時年62歲。1960年的後半段，高木良信從研究“痛痛病”的萩野升醫生那裡了解到，這種病是起源於三井金屬對當地的污染，他便走上了帶領當地人索賠抗爭的道路。 　　但是在初期，這種抗議和索賠就遭遇日本政府和企業同時踢皮球的窘迫。當時日本環境省的官員一味地用“很多人並沒有感到有什麼不舒服，你所說的病症都看不出來，所以還不能說是公害病”這樣的說辭進行搪塞，沒有政府的支持，企業也不會多管。 　　1968年，“痛痛病”患者開始走向法律訴訟之路，由9個受害者和20名受害者家屬組成的29個原告將三井金屬告上法庭。排放廢水的神岡礦山二戰前是三井組下屬的企業，戰後日本去財閥化，神岡礦山1950年獨立成為神岡礦業，1955年神岡礦業更名為三井金屬礦業。2001年，神岡礦山結束了其數百年的開採歷史，正式被關閉。 　　最初，受害者提出的索賠金額是每名患者400萬日元，每位死亡者500萬日元。1971年，富山地方法院作出判決，受害者勝訴，三井金屬方面不服，提出上訴。 　　1972年，名古屋高等法院金澤分院作出裁決，判受害者勝訴，並判定三井金屬向去世的患者每人賠償1000萬日元，尚在世的患者每人賠償800萬日元。這幾次裁判儘管沒有讓事情最終解決，卻讓“痛痛病”作為一種環境公害的事實得到了確認，也奠定了日後索賠和追責的基礎。 　　另外，儘管沒有完成索賠，但是從1972年開始，當地居民和神岡礦業達成了關於農用土地複原、環境保護的協定。自那時起，每年當地居民都會派出代表團到神岡礦業進行檢查。企業方面對受污染的地區開始進行處理，包括更新了排水系統，杜絕了污染源，同時開始執行土地的複原工作，這項工作目標是讓神通川流域水中鉛、鎘等重金屬含量恢復到自然界的正常水平，耗時漫長，一直到2012年才告完成，也就是說用了40年時間。恢復的受污染農業用地大概是860公頃。 　　而對個人病患者的賠償和救濟方面，在一開始主要由日本厚生省和當地政府來完成。但1973年，被害者們和三井金屬達成了一項諒解，企業方面開始對患者和潛在患者進行救濟。這樣，“痛痛病”的受害者可以從日本政府那裡得到醫療費、殘疾補償費、療養費等補償，而三金金屬則會支付賠償費、醫療費、入院費、醫療看護費、溫泉療養費等。 　　但是由於始終缺乏一個明確的協議，所以這種賠償嚴格意義上來說只是一種基於人道主義的救濟，而且因人因時而異。儘管這些救濟一直進行，當地居民和三井金屬方面始終沒有達成一個全面的賠償和諒解協議，只是限於一邊談判，一邊補償，這樣一拖就是幾十年。 　　2009年，這場曠日持久的鬥爭有了轉機。被害者團體向三井金屬提出希望達成全面和解的意向，而直到本次達成協議，雙方進行了12次的談判。這個和解協議有一個重要的背景在於，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患者乃至他們的家屬也先後過世，公害問題引起的社會關注也日益淡薄，被害者方面希望能夠最終獲得一個解決。從最終的結果來看，對三井金屬來說，也是較為有利的結果。 　　到目前為止，總共有196人被認定為“痛痛病”患者，尚在世的僅有3人，被認定為潛在病患者的有405人，僅有1人仍然在世。 　　1976年，在富山縣還建立了一棟名為清流會館的建築，總面積3900平方米，病床總面積750平方米，作為“痛痛病”患者的救濟中心，這裡也經常舉行全國性的反公害運動。 　　為何只賠60萬日元？ 　　最終和解達成之後，也就意味著最終的補償標準也出來了。根據雙方的協議，三井金屬將向1975年往前，居住在被污染區域20年以上，並符合健康受損標準的居民一次性支付60萬日元。而這些對象是由三井金屬和被害者協會共同選出的委員組成的委員會來判斷。符合第一個標準即居住年限的約有9000人，而當中符合健康受損標準的在500人以上。他們的賠償請求將從2014年4月開始受理，2015年4月將進行支付。同時三井金屬還要向被害者團體進行道歉，並支付部分訴訟和行政費用。 　　60萬日元的賠償金，按照現在的匯率來說大概只有3.5萬人民幣，應該說這是一個很低廉的數字。但是在另一方面，幾十年來雖然被害者和企業方面沒有達成一個最終的諒解協定，但是企業和政府方面的賠償以及救濟一直在進行中。這次的全面和解，更多是一種社會意義上而非實際經濟利益上的結果。一邊救濟，一邊談判，這也可以理解為帶有日本特色的調節模式，也是這些公害事件沒有釀成大規模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原因。 　　對於和當地受害者的關係，三井金屬在官方申明則使用了頗為玩味的詞句—基於緊張感的信賴關係。“我們將和三井金屬維持一種帶有緊張感的信賴關係。”高木熏寬也同意這個說法，但他強調，“對三井金屬下屬的神岡礦業的調查還應該繼續下去，追究相關責任人。” 　　“這並非意味著全部都結束了。”出席協議達成儀式的日本律師山田博表示，“但這樣總算給在一定時候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定下了一個規矩，事情就可以一件一件地處理。” 　　三井金屬還表示，目前神通川流域的被污染農田的複原工作已經完成，而對現在已經認定和將來可能被認定的患者的賠償工作將繼續下去。 　　原題：處理環境公害的日本模式：“痛痛病”40年博弈 　　來源：2013-12-26 00:55:45 時代周報 | 265期 |　周報記者 張子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