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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李登輝究竟想把台灣推向何種境地

http://www.CRNTT.com   2016-02-20 00:07:07

全盤西化論 　　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發生之後，在社會各界群情激憤的情況下，他進一步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本誌罪案之答辯書〉：“追本溯源，本誌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他非常堅定地表示：“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政策，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陳獨秀，1919）。 　　以“二元對立”方式思考中、西文化，很快成為五四時期“全盤西化論”的主流。甚至連剛在美國通過博士學位考試的青年胡適也認為：一言以蔽之，中國傳統文化就是這些“獨有的寶貝”：“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以及板子夾棍的法院”。在〈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一文中，胡適更大言不慚地用同樣的思維方式，指責東方文明毫無“精神性”（spirituality）可言，西方的科學成就則是“精神性”的代表。當時胡適讚美西方的科學：“這樣充分運用人的聰明智慧，來尋求真理，來控制自然，來變化物質，以供人用，來使人身體免除不必要辛勞痛苦，來把人的力量增加幾千倍幾十萬倍，來使人的精神從愚昧、迷信裡解放出來，來革新再造人類的種種制度以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樣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義的文明，是真正精神的文明。”陳獨秀和胡適之的論點，代表了五四時期盛行於中國知識界的三種意識型態：“社會達爾文主義”、“科學主義”和“反傳統主義”。 　　“亞洲式發展”論 　　在日據時期之前，台灣原本就是以漢人族群居多數所組成的移民社會。日據時期，日本人在政策上是把台灣人當作殖民地的“次等國民”，而不讓台灣人有平等受教育的機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台灣各級學校任教的日籍教師都被遣返回國。1949年，追隨國民政府撤守台灣的外省籍菁英，迅速填補了日籍教師所留下的真空。他們也同時帶來了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所帶來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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