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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潮宣告中國低薪經濟破產

http://www.CRNTT.com   2012-10-01 08:24:07

簡單地說，“黑死病”後勞動力供應銳減，人的價值上升，西歐的農民借此和領主討價還價，比較成功地捍衛了自己的權利，確定了以低廉、固定、可繼承的地租為條件的穩定的租佃權。 　　日後隨著人口攀升、糧價暴漲，土地大幅度升值，但固定的租額卻不能改變。農民不僅受惠於農產品價格的上漲，而且實際的地租隨著通貨膨脹而降低，成為大贏家，進而出現了大佃戶階層，在市場利潤的驅動下不斷投資於土地，改良耕種技術，導致了農業革命。 　　到了十七世紀末，英國雖然人口急升，大量勞動力脫農，但激增的糧產量使糧價平穩，而人們的收入水平則很高，在滿足溫飽之後對工業產品有強烈的內需，為工業革命造就了良好的條件。 　　東歐則正好相反。封建領主以政治高壓手段對付勞動力的短缺，以權力把農奴強制束縛在土地上。這樣，領主就可以把人為壓低的勞動力成本作為自己的“比較優勢”，廉價、大規模地生產糧食、從事出口，滿足西歐工業化過程中旺盛的糧食需求，並以賺得的利潤從先進國家購買奢侈品回來。 　　久而久之，東歐自然沒有中產階層，也無技術創新的動力，成為落後地區，至今尚未翻身。1987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勃倫納辯論》一書，此說成為西方經濟史的經典。 　　筆者在2006年出版的《中國不能永遠為世界打工》一書，就是受到勃倫納理論的啟發。筆者當時指出，中國的政治結構，使普通勞工沒有自我組織的政治權利，資本和權力勾結，人為壓低了工價，以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作為唯一的“比較優勢”，向世界傾倒“中國製造”，滿足了正在從傳統工業向高技術產業急劇轉型的西方發達國家對廉價製造業產品的旺盛需求。 　　驅趕缺乏政治權利的勞動力進行經濟競爭，使中國沒有強大的中產階級來創造內需，出現的一小撮壟斷性的巨富階層。 　　他們不需要技術和管理上的創新，靠壓低勞動力成本就能賺得豐厚的利潤，並用這些利潤到國外購買奢侈品，甚至靠資本投資移民。這是典型的中世紀後期的東歐模式。 　　2009年筆者出版的《怎樣做大國》，則以“人重物輕”來概括艾倫的高昂工價、廉價資源的工業革命學說，指出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發展是反其道而行之，通過發展低勞動力成本的製造業抬高了全球原材料的價格，走的是“人輕物重”的道路，很難成為持續性的發展模式。而計劃生育政策使出生率被壓抑，如今中國正在邁入勞動力供應急劇減少的時代。 　　這和中世紀歐洲黑死病後的情形十分相似：勞動力供應的減少造成了“人重”；人民幣的升值提高了中國對原材料的購買力，使中國經濟相對走向“物輕”。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統治集團往往本能地希望利用政治手段限制甚至剝奪勞動力的權利和自由，以維持低工價。而勞動力一方則必然提出加薪的經濟要求和自我組織起來進行集體討價還價的政治要求。 　　想當年，東歐的封建領主成功地壓制了這種底層的訴求，維持了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使國家和社會陷入幾百年的長期衰落。 　　西歐特別是英國的老百姓，則比較成功地捍衛了自己的權利，最終在高工價的道路上演變為先進國家。這一歷史經驗與教訓，對當今處在轉折關頭的中國政府與社會，具有重大的警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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