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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錢鐘書 |
中評社北京2月26日訊/騰訊網今天登載作家余杰文章“錢鐘書是中國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邊”,文章說,錢鐘書的名著《圍城》可以說是一部有特點的也有明顯的缺陷的小說,但絕不是一部“偉大”的小說。全文如下:
中國當代作家筆下只有“小聰明”而沒有“大智慧”,此類作家的代表便是被奉爲“文化昆侖”的錢鐘書。一九八零年,錢鐘書被冷落了半個世紀的長篇小說《圍城》,被重新發現幷重版,一時洛陽紙貴。因爲《圍城》的語言方式和結構形式與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主流文學如此不一致,讓讀者們感到新鮮不已。研究錢鐘書的學者范旭侖後來回憶說:“其驚艶震撼之力,足以將剛學完的‘現代文學’教科書掃而空之。”此後,陳道明主演的電視連續劇《圍城》在央視上演,錢鐘書遂從精英的圈子普及至工農大衆。依照錢氏之年齡,完全可以算作現代作家;但其作品産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則主要是八十年代至今,因此他仍可歸入當代作家的行列。我同意小說史家夏志清對《圍城》的評價——“《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但最偉大的小說不是靠“有趣”和“經營”便能支撑起來的。《圍城》可以說是一部有特點的也有明顯的缺陷的小說,但絕不是一部“偉大”的小說。
在“暴得大名”這個意義上,錢鐘書屬于“大器晚成”者。一個越是缺乏文化滋潤的時代,便越是要製造出“文化昆侖”來撑起面子。然而,類似于“最後的大師”的種種美譽,幷不足以掩飾錢鐘書在爲人、爲文和爲學上的巨大局限及缺陷。與百年來中國所遭受的重重苦難相伴,錢鐘書却既沒有確定性的人生體驗,也沒有值得獻出生命的價值皈依,更沒有“與哀哭者同哀哭,與捆綁者同捆綁”的情感取向。他當然是一個絕頂聰明的文人,但他的聰明僅僅是一種站在一旁油腔滑調地嘲諷在大地上艱辛勞作的同胞的聰明。錢鐘書不曾擁有屬天的智慧,即那種洞悉事物之善惡真假的智慧。貌似文弱的錢鐘書,生存能力却大大優于大多數的同輩。他“難得糊塗”地活了下來,且相當長壽。錢鐘書堪稱既“苟活于亂世”又“聞達于諸侯”的莊子與諸葛亮的人格模式的交集,是“逍遙游”的哲學的最佳實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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