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

美日同盟50年，向何處去？

http://www.CRNTT.com   2010-02-02 14:40:03

加藤：謝謝您對戰後美日關係史的回顧與梳理。探索“美日同盟”就必須從對歷史的視角和對變遷的關注出發。概括地說，50年前簽署的（新）日美安保條約的“敏感性”反映的是它的重要性、戰略性和歷史性。日本經過二戰的慘敗，國土變得一片廢墟。使得日本走出戰敗，回歸國際社會的《舊金山條約》與美國（GHQ）對日占領是密不可分的。美國對日占領的目的主要體現在“民主化”和“非軍事化”。外交官出身的吉田茂無疑是具有戰略眼光的政治家。他接受美國對日“改造”，這是自從1853年美國“黑船”來到日本港口浦賀以來的第二次對日“開國”。日本就不得不走把安保委托給美國，集中建設經濟的道路，卻確保了“政體變，國體不變”的“民主主義——象徵天皇制”的體制。  　　吉田茂至今仍然是戰後最受尊重的政治家之一。他在探索如何使國家走出戰敗和孤立的考慮下採取的戰略是：在安保上謀求美國的支持，與美國“共管”祖國的安全保障，以此為支撐，官民一體集中發展經濟，即解決老百姓的溫飽和小康問題。日美安保條約和日本經濟騰飛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前者為後者鋪開了基本道路。戰後20年，被美國保護的日本經濟達到令美國想到“日本威脅”的水平，隨後哈佛大學的著名學者傅高義教授出版了《日本第一（Japan As No.1）》，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諷刺”。日本人勤奮勞動，使得祖國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同時也實現了具有高水平的教育、福利體系的現代化國家。這一切與日美安保條約的持續和更新是分不開的，經過1985年“廣場協議”，日元升值，房地産就像今天的中國走向泡沫，結果崩潰，幾乎同一時間內，冷戰崩潰。後冷戰時代的今天，美日安保仍然是日本對外政策的基石，成為了戰後日本外交史上的最大成就。  　　必須弄清的一點是，美日就像中蘇似的，雙邊關係的性質絕不是形成所謂“一邊倒”，而是處於動態之中，更處於不確定中。安保條約的簽訂自從1960年那一刻就不是一帆風順的。當時，左派的政黨、言論家、大學生（尤其東京大學的學生）都上街反對簽訂安保條約，當年的首相岸信介用武力“鎮壓”學生抗議活動，是很有名的故事，也是戰後日本史上的“污點”。駐日美國軍人的“醜聞”也是容易引起日本國民“反美”情緒的動機之一。1995年9月4日在美軍最多，其基地最大的沖繩縣，3名美國海濱隊員綁架12歲的日本女小學生，並行使暴力、強奸。這些事件也不斷使得日本政界和輿論界思考如何調整日美軍事同盟的內涵和實質，促進了駐日美軍轉移議題的進展等。  　　那些主張“普通國家論”的政客們，除了日本的戰略抉擇之外，還有很大程度上抱著情緒的因素，認為“我們的經濟甚至超過美國的水平了，還乖乖服從美國幹嗎，為何不能採取獨立自主的國防政策，為何不能以自己保護自己，難道是正常的主權國家嗎？”對於一個追求“民族自決”的主權國家公民來說，這是本能反映，其實也是可以理解的。《日本可以說不》等書籍直觀體現了他們的心態和不滿。  　　如今，在戰後首次正式“政權交替”後引起軒然大波的駐日美軍遷移問題，都是日美安保條約所面臨的巨大挑戰。鳩山由紀夫在被聯合政權的需要、美日外交關係、中央與地方之間分歧等因素糾纏，極為被動地決定今年五月之前決定普天間軍事基地的遷移前景，美國雖然不滿，但也無奈中接受了。據有些消息，在今年11月，奧巴馬總統出席在橫濱舉行的APEC會議之際，日美將發表僅次於1996年“新指針”的“新安保宣言”，兩國當局正在磋商中。冷戰結束後經“新指針”直到現在，美日關係始終處於磨合期、過渡期以及轉型期，必須“摸著石頭過河”，過什麼河呢？即在準確把握美日在雙邊、地區、全球上的戰略共同基礎的前提下找到自己的位置，滿足各方國家利益需求的同時，維護地區安全，奉獻於世界和平。民主黨新政權上台之後對美日同盟關係所應用的“深化”一詞，意味深長。磨合、過度、轉型中的陣痛和成本是同盟關係必然要承擔的代價。  　　美日關係不像有些人光從“遏制中國戰略”的角度評價那麼簡單，是使得日美兩國必然承擔“喜怒哀樂”的，有利弊的産物。對日本外交來說，世界越全球化，中國越崛起，越需要美日同盟。對美國外交來說，日本在遠東的地位依然最重要，甚至越來越重要。對於安保條約的修改，很飽受爭議，但最大動力還是來自中國崛起和東亞安全格局的不確定，包括朝核問題和台海局勢。在“新形勢”下要不要修改安保，我認為既是“需要”，也是“必然”。您覺得，美日同盟今後向何處去呢？作為一個“外因”，中國因素又有多大？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