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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矛盾已變，調整改革思維迫在眉睫

http://www.CRNTT.com   2010-03-04 14:08:44

中國社會的基尼系數從30年前只有0.2左右上升到接近0.5，從世界上最平均主義的社會進入最不平均的國家之列。這在中國社會的主要資本存量還在很大程度上為公有的情況下，本來很難理解，這不能不歸結為計劃統治的最大社會遺產，即城鄉隔絕的二元體制。這個遺產造成了中國獨特的轉型之路：它以充沛的廉價熟練勞動力和最“自由”因而也是最無保障的勞動力市場成就了世界工廠的偉業，以對資本的熱情渴望和對勞動公開的身份歧視推動了令人目眩的資本原始積累與財政收入擴張，卻使勞動分享的收入比例在總體上不斷下降，以至創造供給的工業化得不到產生需求的城市化的呼應和配合。中國社會兩極分化和內需不足不過是這種發展方式的自然結果。 城市化：不是太慢，而是太畸形 　　要澄清的一個最大誤解是，改革開放的進程並不是城市化太慢。中國的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8%到2009年的46.6%，每年平均增加0.9%以上，而且1997年城市化率達到30%以後開始加速，近12年來年平均增加1.33個百分點，是改革開放前期的兩倍左右，絕不低於任何其他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的城市化發展。即使按照年增加1%城市化率的速度，中國在5年內城市化率就超過50%，在30年即2040年之前就超過75%，將基本完成城市化進程，提前實現現代化。如果保持近年的加速度，意味著中國要在今後20年左右提前基本完成城市化進程。這是絕對驚人的速度。政府和國人都完全沒有做好這方面的準備，極可能演變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大躍進”。 　　因此，當今中國的主要問題並不是很多人呼籲的，要進一步加快城市化或城鎮化發展。如果盲目地加快，搞不好就會出現有些地方的“農民上樓致貧”、進城的人沒有生計，變成失地農民和被擠壓的市民都不滿意的“被城市化”，甚至變成明目張膽掠奪郊區農民土地、資源環境無法持續承載、體現政績的樣板城鎮化。必須牢記1958年“大躍進”的深刻教訓，正確的目標也需要正確的途徑，否則仍然可能導致災難。 　　因此，中國的貧富兩極分化和內部消費需求不足不是因為城市化速度太慢，而是質量太差、發展畸形。畸形的城市化導致城市化與工業化脫節，助推了國民收入分配的兩極化，成為國家現代化的主要障礙。其核心是中國城鄉隔絕的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阻斷了農民轉為市民這個現代化道路的一般進程。 2.5億人的“陷阱”：進不來，難回去 　　從社會整體結構上看，主要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被捲入工業化的幾億農民（外出打工約1.5億人，在本地打工的約1億人），不算家屬已達2.5億人，這個龐大的社會階層連同其直系親屬，超過了現在中國城鎮全部戶籍人口，但卻落入了城市化與工業化脫節造成的進不來又越來越退不回去的陷阱中。這個最大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扭曲和失衡，是當今中國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的首要障礙。 　　不從這個主要矛盾入手，中國內部消費需求的改善、經濟結構的調整、貧富分化的加劇、城鄉兩極的畸形發展，都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因為任何處在城市化加速發展時期國家的最大的結構是城鄉結構。它決定了需求、供給和資源與收入分配，離開這個中心談結構調整，只能是緣木求魚。 　　中國今天的人口和社會結構，已經從二元經濟結構變成三三制結構：大約三分之一的城市戶籍人口，三分之一的純農村人口，三分之一的農民工及其直系親屬漂浮在城鎮與鄉村之間。三分之一人口處境尷尬、進退兩難，是結構失衡和社會不安的根源。這三分之一的人口往哪裡走，決定了中國社會整體的資源配置格局。而迄今為止農民工家庭的情況基本是，人往城裡走，房在鄉下建，父母分居，子女留守，老輩種田，這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最大失衡，是社會資源的最大浪費，是民生福利的最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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