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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為何屠殺2萬波蘭精英? | |
http://www.CRNTT.com 2010-04-14 14:17:09 |
政治局和人民委員會通過的決議,是蘇聯處理波蘭戰俘問題的一份重要文件。它集中體現出蘇聯政治制度的特征,反映了蘇聯領導人對波蘭國家的態度,是蘇聯出兵波蘭目的的延伸。文件中雖然沒有提出是本著“階級原則”對戰俘進行分類的,但這一原則通過在軍銜上的區分得到了曲折的反映。在蘇聯的政治體制下,對特定的社會群體進行分類和對人們的政治屬性予以界定,往往首選使用“階級原則”。儘管這一原則本身並不具備對複雜的社會政治現象進行準確合理區分和界定的功能,但仍然被蘇聯政治家們用來作為解決複雜問題的“合理”辦法,而且是很“有效”的辦法。在決定釋放哪些戰俘和不釋放哪些戰俘時,對蘇聯領導人更有意義的,不是軍銜上的差別,而是階級上的差別。伏羅希洛夫在9月22日回覆庫利克時,在允許遣散的對象前特意強調“被俘的農民”,有其特定的內在含義。這種含義在當時的蘇聯幾乎人人都清楚明白。因此,梅赫利斯並不是一概反對遣散這類波蘭戰俘,只是擔心一些軍官和其他人假冒“被征召來的農民”脫逃。可以說,到這年11月中旬被遣返回家的42400士兵戰俘,某種意義上不是因為他們比那些被留下來的戰俘表現“好”,而是在一種特定的政治體制下,他們成了“幸運兒”。相反,那些被留下的軍官和軍政要員最終成為一起悲劇事件的主角,也不是因為他們全都表現出特別仇視蘇聯和蘇維埃制度,而是成了同樣政治制度下一種教條的政治理念的犧牲品。 蘇聯領導人對波蘭國家的看法以及根據這一看法確定的出兵目的,都把波蘭國家作為一個異己的對立物,放在了要消滅的位置上。在蘇德兩國合作共同瓜分、占領了波蘭領土之後,除了先在巴黎、後在倫敦組成了流亡政府外,可以說波蘭國家從形式上已不複存在。在蘇聯領導人看來,為了徹底消滅這個國家,占領其領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打碎其原有的國家機器也非常重要。而軍隊、警察、監獄系統,正是每一個國家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是保護該國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在蘇聯領導人的意識中,軍隊、警察、司法系統和國家機構中的高級領導和官員,是貫徹統治階級意志的核心,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中堅力量。消滅了這部分人員,無異於打斷了支撐國家機器的“脊梁”。波蘭的情況也不例外。自十月革命後,蘇聯領導人逐漸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即波蘭統治階級歷來是仇視蘇維埃國家的;波蘭軍隊的軍官、警察、司法系統和國家機關中的官員,都屬於統治階級範疇,或是在為統治階級服務過程中,與其達成了利益和意識形態上的一致性。對蘇聯來說,他們的危險性要比普通居民大得多。如果把他們與普通士兵一道釋放回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只能給那里正在進行的“蘇維埃化”社會改造,增添麻煩與阻力。 由此可見,對波蘭戰俘的最初處理,受到了蘇聯特定的社會政治觀念的影響,這種政治觀念並不僅僅屬於某一個人,或是蘇聯領導層,而是成為教條式的行動指南。就處理波蘭戰俘而言,這種政治觀念決定了波蘭戰俘的命運,並造成了他們之間巨大的差別。因此,談到波蘭戰俘的處理,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以往人們更多地關注發生在波蘭戰俘中的悲劇本身,並把責任簡單地推到斯大林個人身上,而疏於研究這一悲劇與蘇聯的政治制度、基本的政治觀念之間的內在聯繫,因而看不到這一悲劇只是蘇聯在處理波蘭戰俘上產生的結果之一,而不是它的全部。也只有弄清了這一點,才能對導致悲劇的真正原因有更深刻的認識。 對波蘭戰俘的關押和使用 根據聯共(布)中央政治局1939年10月2日的決議而對戰俘進行的分類處理,到11月下旬基本告一段落。如前所述,遣返居住在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士兵戰俘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釋放捷克戰俘的準備工作,蘇聯方面在 10月底就已完成,但被釋放的捷克人要求進入羅馬尼亞時,羅馬尼亞政府並沒有馬上發給他們簽證。直到1941年春,簽證問題才得以解決。 對居住在由德國占領地區的波蘭戰俘的遣返和從德方接收部分波蘭戰俘的工作,也從10月中旬開始啟動。10月11日,貝利亞在給莫洛托夫的信中建議,“將居住在原波蘭的德國部分的全體被俘士兵約33000人,在最近轉交給德國當局是適宜的,為此應當與德國政府開始談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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