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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天才的夭折 沈元離世四十年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其他右派分子本來都在系裡接受批判，批得不過癮，就上升為全校批判。七月中旬差不多每天都開全校批判大會。晚上回宿舍，路過一些教室，還能聽到聲討右派分子的此起彼落的口號聲。  　 上級要求黨支部將群眾按左、中、右進行排隊。黨員則由上級排隊。我們班上的黨員，很有幾位激進的左派，有的還曾跳上台去和林希翎辯論。群眾中左派較少，中派居多，中派還要分中左、中右。沈元和423房間的幾個同學是中右。右派只有一個，此人名黃友釗。他是因病休學一年之後插班進來的，平時沉默寡言，與班上同學不甚融洽。“五一九”以後，班上的活動他不參加，在全校到處演講，寫大字報夜以繼日。他的模樣，骨瘦如柴，蓬頭垢面，同學們都很憐憫他。但他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大喊大叫：“我就是要反黨反社會主義！”沒有辦法，誰都幫不了他。可能他心靈受過傷害，但沒有人了解他。我自責平時沒有關心過他，此時已無從談起了。不需要揭發批判就戴上了帽子，他被開除學籍，遣送回鄉。八十年代，為右派分子改正的時候，到湖南去找他。鄉親們說，有一天，他出去放牛，連人帶牛沒有回來，不知去向，離奇地失蹤了。  　　一九五七年暑假以前被打成右派的，差不多都是全校聞名的人物。七月九日，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上說：北京大學的右派“始終只有五十幾個人，不到百分之一”。可惜這是 “始”，並非“終”，後來翻了好幾番，超過百分之十。  　　本來是要求民主黨派和人民群眾向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忽而殺出回馬槍，把提意見的人打成“右派”。毛澤東自己說這是“陽謀”。批評毛澤東的人說這是“陰謀”。其實， “陰謀”論和“陽謀”論同樣的膚淺，只是追究毛澤東的個人動機；而個人動機之所以能起作用，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問題的實質是制度。民主黨派和人民群眾向黨提意見是實行監督，共產黨是被監督者，民主黨派和人民群眾是監督者。這種監督制度的特征是：  　　第一，能否監督、如何監督，不是決定於監督者，而是決定於被監督者。所謂整風，只有共產黨允許“鳴放”才能“鳴放”。這是一種以被監督者的意志為轉移的監督制度。毛澤東居然制定了六條政治標準，別人必須按照共產黨自己的標準來監督共產黨。  　 第二，共產黨內又是一元化領導，沒有權力的分化。非但民主黨派和人民群眾不能制約共產黨，共產黨內的權力也不能相互制約。無論什麼決定、什麼承諾，說變就變。  　 第三，如果按照監督者的意志來實行監督，有話就說，這種監督是經常性的。以被監督者的意志為轉移的監督，讓你說才能說，矛盾積累多了，不得不讓人說，就成了一場運動。運動一來，鬱結成怨，難免生偏，爭相出氣，互相激蕩，於是“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一變而為“言者有罪，聞者反擊”。 　所以，在以被監督者的意志為轉移的監督制度下，被監督者擁有絕對權力，以運動性的監督代替經常性的監督，無論是陽謀還是陰謀，或者，既無陽謀又無陰謀，總之從整風轉為反右是不可避免的。  （七）  　　因反右派而延長了學期，一九五七年直到八月中才放暑假，九月初又開學了。 新學期雖然按時上課，中心任務是搞運動。領導上說，暑假以前定的右派分子都是浮在水面上的，現在要深挖水面以下的。  　　反右派的做法是：先由基層黨組織按左、中、右排隊，排出“右派”來，報上級批准；然後授意積極分子在會上公開點名，進入揭發批判階段；最後是戴帽處理。  　　我向上級匯報，我們班在全校“大鳴大放”後就團結一致了，現在挖不出右派來了。上級指出：“你們那裡的沈元不是嗎？《准風月談》就是向黨進攻，座談會上的發言更是猖狂向黨進攻。”  　　我說：“我們黨員確實有錯誤和缺點……”  　　“你當時不組織反擊，是思想右傾，現在認識又上不去，是雙料的右傾。” 　　我憐惜沈元的才，想保護他過關。但我所能想到的，只是當了右派就會被開除團籍，影響前途等等，誰料得竟步入死亡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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