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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象之爭：超級城市時代怎樣生活

http://www.CRNTT.com   2011-05-02 08:25:11

奈保爾總是將他的注意力放在印度之行的所見所聞，其描述有著小說家特有的細致和生動，只需寥寥數筆，他所交往的印度各色人物的形象和個性即躍然紙上，通常這是些滑稽可笑的形象。給讀者留下更多印象也是這些奈保爾所交往的芸芸眾生，對於這些人，奈保爾同樣毫不留情，充滿譏諷和冷嘲。拉賈斯坦的村民很英俊，很自信，可是“他們所知有限。他們是模範村，所以考慮的也是自己。他們所需的東西很少，除了食物與生存之外，沒有更多的雄心大志。”對於這個村落的一個女村民，奈保爾這樣寫道：“她從她的小磚房裡拽出繩床給我們坐，而她的態度卻有些傲慢。這是有原因的，她很幸福，她覺得自己很有福氣。她有三個兒子，這讓她功成名就。”而對於一個年輕的“小名流”，奈保爾的厭惡之情更是毫不掩飾，在談到某所受到好評的學院時，“‘小名流’以出人意料的憤怒之情說：‘那是個可惡的地方，到處都是到那兒縱情聲色的美國女人。’名流的臉上和體形上都有種發面般的質地，暗示此人隱匿的性興奮。他說自己是‘最後一個墮落的資本家’，喜歡‘肉體慰藉’。”如果是帕斯這樣談論印度，他一定會被貼上種族主義的標簽，可是奈保爾自身的印度血統保證了他的抨擊不被扭曲和意識形態化。是啊，這是自己人對自己人不爭氣的無奈和憤怒，雖然奈保爾是遊客的身份，可是他身上流淌著的印度之血，使他自然獲得更為複雜的理性和情感，如此尖俏的諷刺才自動轉向沉鬱乃至悲愴的分析和描述，那憤怒諷刺終究掩蓋不了對於故國的深沉眷戀。 　　可是相較而言，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對於印度的愛則理性很多，也許也更為純正。這和森自幼在印度長大有關嗎？或許是。森是一位極富同情心的經濟學家，他的研究動機之一，就是幫助印度擺脫經濟貧困，走向繁榮。這說來簡單卻是一個極為龐大的問題，除了森潛心研究的經濟學，勢必還要涉及到印度的歷史、政治、宗教、哲學乃至文學。《慣於爭鳴的印度人》正是森除了純粹的經濟論文之外有關印度的文化論集。這本書專業性不強，可是仍然鮮明保留著森一貫的文雅和雄辯的文風。和帕斯和奈保爾文學化的叙述不同，森的文章是典型的論文，充滿理性、優雅的分析，他對於印度的歷史和現狀有著深刻的了解，這是帕斯、奈保爾這樣外來的觀察者無法比擬的。因為沒有文學化的描述，森對於印度的態度相對隱藏較深，既不是帕斯的那種外露的讚賞，也不像奈保爾那樣不加掩飾的厭惡。森對於印度的愛流淌在他的字裡行間，流淌在他對印度歷史和現狀入木三分的透徹剖析中，既充分肯定印度文化傳統中積極的因素，又不諱言它的封閉和落後。森對於印度的愛是低調而深沉的，分析性的論文語言下時刻讓人感受到一顆溫情的學者之心。森畢生研究集中在兩大課題：貧窮和民主。《慣於爭鳴的印度人》的標題論文，可以看作是長文《作為普世價值的民主》中有關印度部分的延展。它著重強調的是民主制度和公眾爭鳴的聯繫，具體說就是，它想證明“當獨立的印度成為非西方世界第一個斷然選擇民主政體的國家之時，它不僅採用了它從歐美學來的法理經驗，而且利用了自己的公眾講道理和慣於爭鳴離經叛道之見的傳統。” 　　為了釐清印度的“慣於爭鳴”的傳統，森主要論述了印度歷史上的四大偉人——阿育王、阿克巴、泰戈爾和甘地。阿育王（公元前272年－前242年在位）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君主，曾經建立起古代印度最大的帝國。阿克巴（1556年－1605年在位）是莫臥兒王朝第三代君主，是印度六百餘年穆斯林統治者中最傑出者。並不讓人意外的是，這兩位印度歷史上的偉人對於異己的宗教勢力都持寬容和理解的態度，阿育王矢志確保公眾議事能夠在沒有敵意和暴力的情況下舉行，“在所有場合，在每一方面，均應尊重其他教派”。阿克巴則在16世紀晚期為公眾對話安排會議，廣泛涉及不同宗教信仰成員，包括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瑣羅亞斯德教徒、耆那教徒、猶太教徒乃至無神論者。阿克巴自己的政治決定也反映了他對多元文化的承諾，比如他堅持以非穆斯林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充實自己的宮廷，讓他們與穆斯林一道工作。這兩位君主開創的印度文化中對於不同意見的寬容傳統，也反映在一系列印度的文學戲劇作品中，比如在首陀羅伽的《小泥車》和《指環印》，伽梨陀娑的《雲使》，以及印度歷史上一眾著名詩人作品中，不同宗教之間的相互寬容是一個貫徹始終的主題。對於這一傳統的梳理，對於森來說，目的在於證明當代印度世俗主義在獨立後對於民主政體的選擇，其實來自於印度歷史上多元文化的傳統。也因此，至少在森那裡，印度稍顯雜亂的歷史和現狀，印度五花八門的宗教和世俗政體達至某種平衡。 　　對於甘地這位20世紀最著名和最有影響力的印度人，三本書都花不少篇幅加以評述。的確，甘地倡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如此有名和獨特，而他所具備的將宗教和政治、苦行主義與實用主義等相互對立的特質巧妙融合的過人能力，必然使他成為20世紀特立獨行的偉人之一，要觀察印度——甚至是觀察印度的歷史和現狀，沒有再比甘地更合適的標本了。奈保爾對於甘地的評述一如既往地以生動的細節娓娓道來，他所依據的藍本則是《甘地自傳》，在細致的叙述中在穿插奈保爾自己帶有懷疑和苛刻色彩的議論。在三本書中只有奈保爾這本對甘地生平給予了細致的介紹，顯然他所依據的理論支持是一般傳記作家所信奉的——對一個人了解越多，對他的思想也就可能理解得越深。那種一貫的苛刻語調，也不可避免地沾染在奈保爾自己的形象上——他從來不是那種讓讀者覺得親切的作家，可是這種苛刻確實給奈保爾的觀察帶來某種充滿自相矛盾的結論，通常這矛盾和深度密切相關。對於甘地，奈保爾的觀察就帶有這種交織著懷疑色彩的肯定，或者也可以說是交織著欽佩的懷疑：“‘古代情感’、‘懷舊記憶’：當這些東西被甘地喚醒是，印度便走向自由。但由此創造出來的印度必將停滯。甘地把印度帶出一種“黑暗年代”；而他的成功則又不可避免地將印度推入另一個黑暗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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