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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動車事故的制度反思

http://www.CRNTT.com   2011-08-09 11:52:32

新加坡國大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中評社北京8月9日訊／“沒有一個好的制度，最好的技術也會導致悲劇的重演。反之，有了好的制度，就會最大可能地減少技術的局限性。很顯然，在中國，制度比技術更為重要，尤其對鐵道部門來說尤其這樣，因為在這個部門，各種技術都已經相當成熟。”新加坡聯合早報今天登載國大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的文章“中國動車事故的制度反思”： 　　浙江溫州動車追尾事故發生之後，中國社會對此的方方面面、不同形式的反應所釋放出來的信息既令人驚訝，也令人深思。實際上，諸如此類的事故在中國層出不窮，就在動車追尾事故前後，全國各地也發生了諸如公路交通傷亡事故以及泥石流導致生命死亡事故，但都沒有像動車追尾事故一樣激起社會如此大的反應。全社會範圍對動車事故，可以說是處於一種“眾怒”狀態。 　　動車追尾事件的政治重要性，不僅僅是因為其引起了全民的關注和參與，更為重要的是官方對此的反應，央視、政府一些部門內部也發出了不同的聲音。因為此次事件涉及到中央、鐵道部、地方政府以及相關宣傳部門，不同部門發出不同的聲音很容易讓人理解。不過，對如何處理問題的看法及其對處理問題的方式的評介的不同，則讓人感覺到體制內部也存在著深刻的矛盾。社會對體制內部矛盾的認知，無疑加劇了社會聲音的擴展，因為這使社會感覺到他們的聲音是有用的，有可能促使有關部門對現狀作出改革。 　　新媒體的廣泛使用使得民眾的憤怒以最快的速度上升，並且是一波接著一波。事故一發生，消息最先出現在網絡上，而之後官方渠道的消息發布儘管也緊追，但總是難以跟上網絡的速度。官方媒體的被動落後狀態，也成了民眾不滿的另外一個原因。 　　從反思的角度，人們至少需要討論兩個問題。第一，為什麼總是發生類似的嚴重事件？第二，民眾為什麼會如此憤怒？現在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憤怒有餘，反思不足。憤怒不可避免，但憤怒不能是為了憤怒而憤怒，而應當是為了以後不再發生類似的事件。在憤怒之下，大家都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到底發生了什麼？ 　　技術因素首先提了出來。技術原因很重要。如果從技術的角度看，任何事情的發生都有其概率。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每天都有很多事故因為技術原因而發生。而正因為是技術原因，很多事情並沒有導致民眾的過度憤怒。動車事故導致了那麼強烈的民眾的憤怒，肯定是超出了技術原因。人們的目光於是就轉向了技術背後的中國發展模式，那就是“大躍進”式的鐵路發展。“大躍進”式的發展，使得中國的鐵路部門的產品“快”而“差”。 　　不過，如果把中國放在東亞發展模式裡面，其實速度並不能說明問題。在中國之前，東亞社會的建設，先是日本，而後是“四小龍”，同樣也取得了高速的發展奇跡。日本1945年戰敗，1964年就發展出了高鐵，但此後從未發生過像中國那樣的事故。其它方面的發展也是如此。既快又好或者既好又快，是很多東亞社會發展的特色和經驗。實際上，在很多方面，中國的發展速度遠遠比不上其它東亞社會。例如，在日本和“四小龍”，這些經濟體花了20來年就發展出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但中國發展了30多年了，中產階級還是很小。因此，和“技術論”一樣，“速度論”同樣看不到事情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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