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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亞生：中國模式不存在 印度或超越中國

http://www.CRNTT.com   2012-03-09 09:40:30

二、20世紀60~80年代的巴西經濟發展歷程與啟示 　　巴西在20世紀60~80年代的經濟發展歷程可謂曲折。 1964~1988年的巴西正是軍政府執政時期。其時，巴西軍政府利用其強大的領導能力和組織能力，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指導思想，通過一系列的經濟政策和行政手段，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成就。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經濟一直保持著飛速增長，尤其在1968~1974年這7年間，巴西 GDP年均增長11.4%，這就是所謂巴西的“奇跡年代”。 　　通過深入分析，可以發現這些“奇跡”的取得是基於這樣一些措施：政府施行全面的高稅收政策；政府高度重視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實行以投資促增長的政策，尤其重視對工業園區建設、基本設施建設等經濟項目的投入；政府採用行政手段大量徵收土地，實現強迫的“工業化”；巴西長期以來一直奉行對外資的偏好政策等等。與GDP高速增長形成反差的是，巴西政府在公共教育、衛生醫療等配套設施投入等方面卻嚴重不足；國民財富收入的分配機制僵化，導 致 社 會 的 財 富 收 入 差 距 日 益 拉 大。以1990，1995和2005年的巴西經濟數據統計分析，當年巴西的基尼系數分別是0.634，0.602，0.568，均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巴西的“強迫工業化”造就了大量赤貧的失地農民，這些失地農民後來成了城市里貧民區的居民；巴西政府不去投資教育和衛生卻大規模地干涉經濟的做法，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的低素質人口，另一方面也壓低了巴西企業的生產率。根據統計數據顯示，巴西近30多年來全要素生產率幾乎沒有增長，加上政府產業政策偏向於資金密集的大企業，導致就業率低，結果使得沒有工作的低素質人口成為犯罪人口，巴西殺人罪案和人口的比例高達美國的5倍。 　　國家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雖然在20世紀60年代使巴西在短時間內取得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但給未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留下了後患。歷史表明，這些問題的確給巴西經濟進一步發展製造了嚴重障礙。整個20世紀80年代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為零，“奇跡年代”的隨後即為“丟失的十年”；對比巴西在20世紀50年代初，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相當於中國台灣地區和韓國的兩倍多，到2010年卻不到中國台灣和韓國的1/4；而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巴西進入高度通脹時期，金融危機屢次爆發，經濟發展速度也緩慢難行，結果導致政治上也不穩定，從而更不利於經濟發展。 　　巴西的經濟發展歷程與目前中國選擇的發展方式有很多共同之處。一樣的選擇政府主導、一樣的推行外資優先、一樣的GDP崇拜，一樣的經濟高速增長，當然也一樣的收入分配不均，一樣的土地配置問題。以國有企業的發展為例，國內很多學者認為“國進民退”政策及偏重外資而輕視民營資本的觀念，都是所謂的“中國特色”。通過對巴西20世紀60年代以後的國有企業發展思路和經濟數據進行分析，可以肯定“國進民退”這種國家主導的經濟模式不是中國特色的發明創造，更不能認為只有這種模式與中國的文化和體制結合起來才會產生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奇跡，因為這一切都在60、70年代的巴西發生過。 　　再以收入分配為例，有些中國官員和學者堅持認為收入分配的惡化是階段性的，是經濟增長的派生物。這種觀點恰是20世紀60年代經濟學家根據拉美國家發展經驗總結出來的。但觀察其他東亞地區的案例，卻找不到一個經濟發展必然導致收入分配惡化的例子。韓國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曾有幾年基尼系數上升，卻恰是由於那幾年韓國政府加強經濟干涉所致，而20世紀80年代初韓國很快調整政策，支持中小企業，基尼系數因此很快穩定並下降至合理水平。一個國家的收入分配狀況若長期惡化，這本身就說明了它的經濟模式是不成功的。此外，彼時巴西經濟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居民收入增長落後於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這個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非常嚴重，而直到今天也未能得到解決。 　　所以，中國可參照2003年以來的巴西改革經驗，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將國有企業的壟斷紅利全部拿給老百姓，這樣一方面可以減弱國有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還可以增加普通國民的收入。只有國家的普通國民具備了較強的消費能力，才能使這個國家的生產活動實現良好的循環。 “三架馬車”的經濟增長模式，歸根結底還是要落實到消費，政府的消費數量較小且失其公，而國際市場的消費受到的干擾因素極多，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因此，重新審視和定位普通國民的消費能力，這在一個以投資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中顯得尤為重要。 　　通過對比分析中國和巴西的經濟發展歷史，可以肯定地說，所謂的“中國模式”的手段、方法不獨特，所取得的經濟成績也不獨特，甚至它所帶來的問題都不獨特。因此，具備相似發展經歷和發展階段的中國更應該分析、總結並吸取巴西的經驗和教訓，採取更合理、更有效、更平衡的發展方式，既鼓勵效率同時要兼顧公平，立足當前更應規劃未來，而不應該付出大量的時間、資源和社會成本再重複巴西的曲折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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