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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改革：邏輯與行動框架

http://www.CRNTT.com   2013-01-26 09:51:53

“國退民進”改革 　　可以預料，隨著未來中國社會、政治的進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並且當經濟改革深入到一定的地步，關於“國退民進”問題的討論絕不會像今天那樣，會引起如此之多的人們關注，會花如此之多的筆墨去解釋。但是在今天，仍有必要從經濟發展與改革的全局出發，突出強調其必然性和緊迫性。因為只要堅持深化上述各項改革，未來的國家財政出現相當大的收支缺口肯定是難以避免的。而要真正解決此問題，迫不得已，最有可能實施的制度調整是動用政府手中掌握的大量現存資源，來推進市場經濟體制的最後形成。在此，要特別指出並應予形成的共識是：逐步並適當降低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會影響執政的基礎。 　　為什麼？第一，中國的治國方針、政府執政方針是什麼？最基本、最有效的方針，是“依法治國”，是通過建立健全一系列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來約束各類經濟主體行為（不管是國企還是民企），才能確保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第二，縱觀世界各國，一國經濟是否健康運行，靠什麼？一靠法律法規制度是否健全，這是基礎；二靠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得當，這是起決定性作用。國有成分比重高，並不意味經濟增長必然快。民營成分比重低，也並不意味經濟增長必然慢。第三，今天強調“國退民進”，在當今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絲毫不影響加強對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控制力和影響力，而只是意味著：一是對“重要和關鍵”之外的行業與領域，應該有計劃地“退”；二是即使對“重要和關鍵”的行業領域，實施“控制力與影響力”仍是要分門別類，未必是對相關的行業和領域都要去實施百分之百的控股權或絕對的控股權。 　　因此，在當今實施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歷史時期，尋找國企改革方向的重點，從微觀層面說，應放在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和效益上。從宏觀層面說，應配合國家急迫的經濟結構轉型和社會保障、財稅體制的改革，認真研究在到2020年或2030年中國復興的艱難歷史過程中，對不同行業、不同企業提出絕對和相對控股的最低比例要求。對超過最低比例要求的股權，堅決地、盡快地實施有計劃的、逐步的退出行動。同時，在國際經濟格局風雲多變的大變化中，對影響國民經濟運行的一些過去不被重視或被忽視的、缺乏控制力和影響力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不是退出，而是恰恰相反，要進一步加大國有資本投資，以真正實現國有企業“有進有退”的國家戰略布局與調整。 　　為此，未來的國企改革，除微觀層面的改革之外，在宏觀層面，第一，要認真研究清楚，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到底是哪些？相對控股最低比例的要求到底是多少？在此基礎上配合社會保障和財稅改革中動態的資金缺口需求，提出“有進有退”的股權調整中長期計劃。第二，國企改革應包括重點國有金融企業的改革。要堅決打破現有對銀行、證券、保險、信托、基金公司等40多家中央金融機構幾乎為政府絕對控股，控股權益高達3.3萬億元的局面。第三，在推動國有資本向重點行業、關鍵領域集中，向主業集中的過程中（不應強調向優勢企業集中），除了要處理好國有企業進入房地產市場問題、高檔酒店、賓館、招待所等非主業投資外，還要認真研究處置目前國有實體企業對40多家金融企業（這里僅指中央金融企業）所持約2070億元的資本及權益。第四，對各級地方政府及下屬的財政等部門持有的國企及地方金融機構股權，應參照中央國企及中央國有金融企業股權處置辦法實行。 　　這里要特別指出，儘管當前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任務是相當的艱巨，但是同時30年改革開放中政府長期積累的巨額資本財富（還不包括巨額的3.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也給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提供了相當充裕的物質基礎。這是中國政府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也是為美國等國政府危機後面臨結構調整、資金拮據時所羨慕不已的。 　　概括以上改革“路線圖”，由縮小收入差距與要素價格“兩大核心”入手，推動土地徵地制度、社會保障體系以及相應放鬆各種行政管制的改革。當真正破解土地徵地制度、社會保障問題之時，也可能正是地方建設資金缺口、融資平台風險徹底暴露之時。由此產生的中央與地方財力與事權的重新考慮與制度改革將不得不擺上重要的日程，要求財稅體制必須有一個系統的反思與改革。沒有財稅制度的大改革，中國這一輪經濟改革之坎是邁不過去的。而當要徹底改革財稅制度之時，正是恰遇中國經濟增速由高速向中速轉化的歷史時期，財政收入在明顯減少。迫不得已，只能通過“國退民進”、“還富於民”，以徹底解開當前中國經濟、社會、政治穩定之“結”。可以想象，相比於初期展開的“兩大核心”改革，“四大重點”的突破，是這輪經濟改革中更為艱巨的歷史任務。具體說，在農村，重點是土地徵地制度改革；在城市，重點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在國家經濟制度層面，重點是財稅體制和“國退民進”改革。其中財稅體制和“國退民進”的改革，是最終決定這輪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但是通過還富於民，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中國夢”；通過還富於民，可以理順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當然也可以預料，“四大重點”的改革，將牽動各級政府與國民、各個領域與各個階層，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調整，情況相當複雜，也是最難解決的。因此，更需要決策者早早運籌帷幄、統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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