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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義滅親”式告密不僅僅是文革之痛 | |
http://www.CRNTT.com 2013-08-10 10:52:50 |
“我被‘專政’了,他們還不放過那些比我小許多,正在上中學的小阿弟、小阿妹們。1968年2月,王少庸兩次給時任徐匯區‘革委會’主任的黃克布置任務,要他把家住在徐匯區的華東局、市委負責幹部的子女‘管一管’。於是,5月9日至6月中旬,由‘徐匯區紅衛兵軍區’主辦的第一期‘叛徒、特務、走資派子女學習班’在上海縣北橋公社黃二大隊一座孤房子裡開班,歷時35天,有‘學員’46人。第二期班從7月初開始,歷時45天,有‘學員’92人。這兩期‘學習班’共集中‘叛徒、特務、走資派’子女138名,全部是從14歲到20歲的初、高中學生。他們的117位父母全部是被關押、隔離、靠邊審查的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領導幹部。黃克等人對這些青少年學生用盡了威脅、恐嚇、欺騙等手段:不許回家,不許與家裡通信,搞‘一幫一’監督;大會套小會,個個要表態,搞人人過關;揭發父母親的‘問題’,搞‘家庭鬥爭會’;要大義滅親,與‘反動父母’劃清界限……在兩期‘學習班’中,他們先後11次組織‘學員’們參加對他們父母的批鬥大會,逼迫42名‘學員’在大庭廣眾之下,當面揭發父母的所謂罪行。這種卑劣的‘學習班’,使一部分青少年受到了蠱惑和蒙騙,造成了家庭分裂。這些‘學員’中,先後有3人患了精神分裂症,其中1人自殺身亡,1人離家出走後下落不明。” 這種大規模的幹部子弟被逼加入“大義滅親”式告密隊伍的情形,在“文革”之前未曾出現過。《紅衛兵懺悔“弑母”》這則新聞,就現有資料看來,大概也屬於幹部子弟“大義滅親”式告密——與兒子一起告發母親的父親,1940年參加新四軍,屢立戰功,文革前擔任本縣衛生局黨總支書記,文革爆發後被打成本縣衛生系統的的頭號“走資派”,兒子曾寫過大字報揭發父親;在母親說出支持劉少奇的言論後,父子二人先後前往縣群眾專政指揮部告密。 政治高壓下,許多“大義滅親”其實是“大利滅親” 不可否認,建國後前30年發生的海量“大義滅親”式告密當中,確有不少案例,是告密者真的相信階級感情必須高於血緣感情,是很真誠地在告密。一如當時的宣傳語境所言:“在土改、鎮反、三反五反、肅反等運動中,兒子檢舉父母、妻子檢舉丈夫,這正是人民群眾覺悟提高的表現,是十分可貴的”。但並不是所有人的“覺悟”,都能像方志敏(殺死親五叔)那麼“高”,多數“大義滅親”,其實是“大利滅親”。《紅衛兵懺悔“弑母”》這則新聞中,告發母親的兒子面對媒體,即公開承認:“從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並非私利,志向純粹高遠,而實質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種政治表現。政治表現可能給自己帶來不一樣的境遇”——如果注意到其父當日已被打成“走資派”,母親被懷疑是“國民黨特務”,外祖父則在土改、鎮反中被槍決,自不難理解其迫切想要“自保”的心態會有多麼強烈;其父在告髮妻子時的心態,大略也與兒子相似,作為一名現行“走資派”,其心態或許還會更為迫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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