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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義滅親”式告密不僅僅是文革之痛

http://www.CRNTT.com   2013-08-10 10:52:50

許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文革期間選擇“大義滅親”李銳之女李南央在回憶母親對父親和自己的“大義滅親”式告密時，也認為母親告密的主要動機，是為了現實利益，“要保住物質的和精神的地位”。李南央說：“母親的‘革命’變得越來越‘真誠’，越來越‘徹底’。她不但把父親的北大荒來信交給組織，還把夫妻間的枕邊話全部抖摟出來，用這種大義滅親的方式，證明自己受改造的程度，以期重新得到黨的信任。……當我知道母親原來對‘大躍進’持有與父親相同的看法；當母親一封封寄來對我的批判信，甚至向我的單位領導揭發我的‘反革命言行’；探親時領著我們早請示晚匯報；因為我男朋友的家庭出身有問題，讓我斷絕關係，在那以後，我心中殘存的一點親情徹底毀滅了。……她真的相信共同生活了20年，共同有了3個孩子的丈夫是反黨分子嗎？一定不是的，否則她怎麼會在20年後父親複出時動複婚的念頭？但是她被毛澤東所顯示出的絕對的威望、絕對的統治力震懾住了。她看清了，如果以前自己只是使用‘階級’作為讓李銳俯首帖耳的武器，此時她必須將自己與李銳劃分在兩個不同的陣營，才能夠生存。她被眼前的一切嚇壞了，她不能想象自己永遠和別人合住一個單元（母親在延安的信中，記述了不能容忍和自己的好朋友夏英喆共一窑洞）；她不能想象自己永遠做一個爐前工（母親在東北糖廠的信中，記述了受不了頂班的生活）；她不能想象自己經過廿年努力而得到的，三八式幹部的優越生活條件和特權，從此不複存在（母親信中屢屢流露出瞧不起工農幹部和‘舊’知識分子的態度，她在東北的信中記述了自己是如何虐待保姆）；她的驕嬌品格，決定了她根本無法面對這樣的可能。她明白要恢復從前的生活，要保住物質的和精神的地位，今後只有緊跟毛澤東，除此別無選擇。” 　　再如：《青春之歌》的作者、女作家楊沫和他的丈夫馬建民，在當年的政治高壓下，也陷入了“大義滅親”式告密，互相揭發，並且招招險狠，直取對方政治生命。對此，楊沫之子的理解是：“在那種高壓之下，人首先要生存，為生存而奮鬥。別的如夫妻之間的感情、倫理、道德、親情等等全顧不上了。我父親揭發母親1936年沒有入黨這個事情其實不是啥重要問題，只是一個入黨手續不完備的問題。在巨大的壓力下，他為了表現自己聽黨的話，忠於革命路線，才把母親的這個事情交代出來了。”“母親也開始毫不留情地揭發父親。父親與武光的關係，父親與鄧拓的關係，這都是母親可以回擊的武器。” 結語 　　中國當代的“大義滅親”式告密悲劇中，有整整兩代人不可回避的迷惘、恐懼與巨痛，但它並不是“文革”的特有之物。對它的反思，須跳出“文革”，放置到更大的時代背景之下。這反思中，個體的懺悔固不可少，政策層面的教訓也同樣亟需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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