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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如何避免生產過剩危機

http://www.CRNTT.com   2014-03-21 08:43:11

糾正三個錯誤認識 　　文章表示，沒有正確的認識就不可能有正確的行動。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把大規模城市化和以重構財政體系為目標，調整收入分配差距？在這個認識上如果不能統一，就只能浪費掉寶貴的調整和改革時間，坐等危機的來臨。不破不立，要統一認識，以下三個模糊不清的概念就必須糾正。 　　其一，認為只要充分發揮了市場作用，生產過剩矛盾就可以由市場自然解決，辦法就是繼續以推進市場化為主要改革取向，繼續向市場和企業放權。 　　中國自1979年以來30多年的改革，一直是在沿著向市場和企業放權的方向推進，當然到目前還有很多市場化不足的領域，但從總體看已經進入了全面市場化階段，基本標誌就是已經出現嚴重生產過剩，而傳統經濟的基本特征則是短缺。這說明，阻礙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經從政府與市場、企業的矛盾，轉變成企業與居民和居民之間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而這個問題是不能靠市場解決的。比如企業繼續搞活，產出增長利潤也增加，但老板會把錢拿出來給工人漲工資嗎？顯然不會。另外，政府不給農民工提供住房和社保，而僅僅給一個城市戶口，企業就會自動給農民工蓋房和買保險嗎？顯然也不會，所以就必須由政府來改革分配體制，建立與完善社保體系，以及大力推進城市化。 　　其二，認為凱恩斯主義僅僅是短期總量調節理論，因此把解決分配矛盾放到次要地位。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是生產過剩，而凱恩斯認為是“需求不足”，這都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特征的描述。凱恩斯理論的重要繼承人之一、英國“新劍橋學派”的代表人物瓊•羅賓遜夫人的分析，更接近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她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工資與利潤是對立的，而這種對立來自於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占有制，並導致了儲蓄與消費的失衡。這種“市場失靈”不可能由市場本身來糾正，而必須由政府插手分配來糾正。 　　社會總量平衡的長期特征，95%以上是由一個社會的制度安排所決定的，其他不足5%的部分才會隨短期宏觀政策安排而波動。從中國自己看，2009-2010年之間對市場的強烈宏觀刺激，也只是使一度下降到7%以下的經濟增長率又恢復到9%以上。但是當宏觀刺激政策退出，增長率就又掉到8%以下。這說明在今天的中國，不是宏觀需求政策不管用，而是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儲蓄過剩不可能被短期的需求政策所改變。今年初以來M2的高增長率與M1的極低增長率並存，說明如果生產過剩迫使經濟進入下行通道，不觸動制度安排只提供寬鬆的貨幣，不能讓中國經濟增長走出低穀。有人說經濟中的短期問題都是總量與需求問題，長期問題都是供給和結構問題，這恐怕有些絕對。因為總量平衡關係首先取決於制度安排，而制度安排是長期問題。只有在制度安排合理的時候發生了不好的長期增長趨勢，才應該懷疑是供給結構出了問題。 　　其三，認為中國的消費並不低，調整分配與增加消費，包括讓大批農民進城，都會損害經濟增長。 　　認為消費並不低的依據是，2008年以來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按現價計算，年增長率已高達16.8%，比同期的現價GDP增長率還高。但儲蓄和投資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因此鼓勵消費就是消耗掉增長的後勁。 　　消費高和低，主要是看比例。新千年以來中國居民消費率不斷降低是個不爭的事實，如果看增速則是個說不清的事。比如，“九五”到“十五”這十年，投資、消費加按人民幣計價的出口，與現價GDP總值差不多，但到“十一五”期間卻高出27.4%，去年更高出44.5%。按理說投資、消費加出口是從需求端統計的GDP，應該和從生產端統計出的GDP數據差不多。雖然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人民幣出口值，與支出法統計中的口徑有差距，但為什麼以前差不多，現在卻差了這麼多？只能說統計口徑和範圍可能發生了變化，因此僅僅用消費增長高於GDP來說明中國居民消費並不低，已經不行了，還是要看消費相對於投資的增長，或者是消費率的變化，才能更接近事實。要是這麼看，2008年以來投資的增長率是25%，比消費增長率年均高出8個百分點，消費在收入分配中的比率怎麼能不降。 　　不是投資和消費占比高就好，而是要保持恰當的比例，才會實現最好的發展增速與經濟效益。目前的矛盾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導致嚴重生產過剩，所以必須通過推進城市化和調整分配關係來開啟內需。 　　最後要說的是，如果不能至遲在今年下半年推出龐大的城市化投資計劃，寶貴的調整機遇就可能喪失。當經濟增長真的掉下“斷崖”，恐怕推什麼都為時已晚了，所以必須盡快統一認識，行動起來。至於對分配體制的調整，則可以放到經濟增長開始反彈之後，再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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