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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永定：解決融資難融資貴不能單靠貨幣政策

http://www.CRNTT.com   2014-08-15 08:37:30

分析利息率變動的理論框架 　　文章指出，中國是個高儲蓄的國家，理論上，由於存在大量可貸資金，中國企業的融資成本不應該太高。截至2014年6月末, M2和人民幣信貸餘額分別同比增長14.7%和14.0%（新增信貸5.7 萬億元）。兩者都明顯超過名義GDP的增長速度, 似乎可以說2014年以來中國的貨幣政策是中性偏鬆的。多年來銀行貸款的利息率加權平均數始終在7%上下徘徊。央行在最近的報告中指出，2014年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總體有所下行。但6月份非金融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加權平均利率依然高達6.96%。官方調查顯示，2014年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相當數量企業不得不轉向民間借貸市場，融資成本進一步增加。二季度小微工業企業民間借款的年化利率約為25.19%。 　　既然中國的貨幣政策是中性偏鬆的，為什麼“融資難、融資貴”成為當前企業的一個突出問題？我們已經指出，合理的（“正確的”）利息率水平應該是由儲蓄——投資平衡所決定的利息率水平；在現實中則是由可貸資金供求平衡所決定的利息率水平。還有一種情況是，可貸資金供求關係並未處於均衡狀態。這時，現實中的利息率水平仍然處於過渡過程中。這里主要討論前一種情況。 　　可貸資金供給量本身是利息率的函數：可貸資金量隨利息率的上升而增加。在其他因素給定情況下，可貸資金量和利息率之間的關係定義了一條可貸資金供給曲線。諸如銀行貸款之類的可貸資金的利息率包含至少三個構成部分：基準利息率、各種風險溢價和“加成”。對應於給定的可貸資金供應量，如果利息率由於各種風險溢價和“加成”的增加而上升，就可以理解可貸資金曲線發生向左移。在可貸資金需求（可貸資金需求曲線）不變的情況下，通過某種貨幣政策手段，如在銀行間市場注入更多流動性，可以立即使基準利息率下降。如果此時並未發生其他變化，可貸資金供給曲線就會發生右移——儘管這種移動可能只是暫時的。但是，如果與此同時，加成率、風險溢價和流動性溢價出現更大程度的提高，實際發生的將是可貸資金供給曲線的左移，其結果將是利息率的上升。與此同時，如果可貸資金需求曲線發生右移，企業融資成本的上升程度就會更大。更具體地說，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大致可以歸諸於下述原因。 　　當前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具體原因 　　文章分析，首先，“加成率”過高。儘管中國銀行的定價機制同西方國家銀行有所不同，但中國銀行的高利潤率似乎多少能夠反映中國銀行的高加成率。事實上，同工業部門形成鮮明對照，中國的銀行已經成為世界上利潤最為豐厚的銀行。根據中國企業聯合會《2013中國500強企業發展報告》，工、農、中、建、交5家商業銀行的平均利潤率高達23.6%；其利潤佔中國500強企業利潤總額的35.6% 。根據美國《財富》雜誌最近發布的《財富：2013世界財富500強》報告，9家上榜中國商業銀行的利潤率均在20%以上，其中工商銀行的利潤率最高，達到28.29%，其他許多金融機構的情況也大同小異。對於中國銀行業利潤率的具體情況，筆者了解很少，無法置評。“加成率”的概念與市場結構有關，特別是同金融機構的壟斷和議價能力有關。這一概念是否適用於中國可以進一步討論。但無論如何，同非金融企業相比，金融企業（特別是銀行企業）的高利潤率及其對可貸資金成本的影響是需要認真分析和解釋的。 　　其次，風險溢價上升。現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避險意識顯著提高，這種變化同整個經濟的不景氣狀態、全社會杠杆率急劇上升有關，也同銀行自身行為方式的轉變有關。因風險提高而提高風險溢價是正常的，但銀行自身風險偏好若過度下降則可能存在一定問題。不少銀行在給企業貸款時，不僅壓低質押率而且還要求提供擔保，不僅要求提供擔保而且還要求有聯保，不僅要求有聯保而且還要有聯保的聯保（互保）。一個企業出事，帶倒一片企業。個別銀行的風險減少了，但整個銀行體系的系統性風險卻提高了。風險意識提高是件好事，但凡事都要適度，過猶不及。不想承擔任何風險的行為方式必然會直接或間接導致融資成本的上升，抑制實體經濟的發展。對於許多急需貸款但風險較高的企業，銀行不敢問津。這些企業只好利用其他融資方式獲得資金，並不得不支付更高的風險溢價。國有銀行給民營企業（大多是中、小、微企業）貸款，也存在類似問題。這樣，民營中小微企業融資成本居高不下就順理成章了。民營企業融資成本過高成為推高企業融資成本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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