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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永定：解決融資難融資貴不能單靠貨幣政策

http://www.CRNTT.com   2014-08-15 08:37:30

第三，房地產、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吸金。長期以來房地產價格持續飆升，房地產的增值大大超過一般企業的投資回報率。地方融資平台投資回報率雖然不一定太高，但（在投資者看來）風險很低，因而具有投資價值。一方面是對可貸資金的強烈需求，另一方面是對可貸資金的寬鬆供給。房地產貸款以及平台貸款大量占用了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如信托公司）的貸款規模，擠掉了本應為一般企業提供的資金，特別是對民營部門產生了擠出效應。後者為了生存則不得不轉向高利貸。今年以來由於房地產市場形勢發生重要變化，房地產市場的吸金作用可能已有所變化，但由於地方政府的強烈需求（願意支付較高的成本）、由於虛假（或真實）的安全性，城投債成為投資者的新寵。在可貸資金供給不變的情況下，大量可貸資金流入高收益或看似安全的投資項目推高了非高收益投資項目的融資成本，並進而推高了企業總體的融資成本。 　　第四，信貸規模控制和75%貸存比的風險監管指標。一些商業銀行可以滿足貸存比指標，但已經用完信貸規模；另一些商業銀行尚未用足信貸規模，但卻無法滿足貸存比指標。儘管這些商業銀行有足夠的資金來源，卻無法為企業提供更多可貸資金。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商業銀行就必然想出各種規避辦法，如利用各種通道“表內轉表外”，從事影子銀行活動。其他的中國式“創新”還包括：非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信貸富餘金融機構向信貸緊張金融機構“購買貸款”，以保住信貸規模額度；儘管不需要資金，企業並不拒絕送上門的貸款，而是貸款投入房地產和其他高盈利的非主營業務。總之，供給方規避管制的活動導致可貸資金的供給鏈條不斷延長。與此相對應，部分地方融資平台（層級低的平台）、房地產開發企業、中小微企業受到監管、資質和抵押擔保等的限制，無法直接從銀行獲得貸款，只能通過影子銀行（信托、基金、小貸公司等）獲取資金。這樣，在供、需雙方逃避監管的共同作用下，交易鏈條延長、“金融密度”加大。交易成本上升必然最終推高企業的融資成本。 　　第五，不對稱的變相“金融自由化”。長期以來，中國存在金融抑制，利息率長期低於均衡水平。目前雖然貸款利息率自由化已經實現，存款利息率名義上依然受到管制。在可貸資金需求旺盛（不一定是出於投資和消費的需要）的情況下，銀行之間必然會展開存款爭奪戰。通過出售高回報率的理財產品之類的形式，銀行實現了或正在實現存款利息率事實上的自由化。各種“寶寶”的出現，也推高了存款成本。實際利息率的上升使可貸資金的供給與需求實現了平衡。但是，除非銀行自動減少 “加成”（這不大可能），資金來源成本的上升必然導致資金使用成本的上升。 　　第六，可貸資金需求缺乏利息率彈性。地方融資平台（主要要參與者是中、小型地方性國有企業，其投資領域多為“城建”）、房地產（直到前不久）和中、小、微企業等等可貸資金的需求方對利率變化缺乏彈性也是造成融資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按道理，企業對可貸資金的需求取決於企業資本的邊際效率。如果資金成本超過企業資本的邊際效率，企業就不會借款。但如果由於某種原因，企業並不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則儘管資金成本已經超過企業資本的邊際效率，企業對可貸資金的需求仍不會減少。特別是，政府主導的投資項目，出於政績考慮或自恃有土地財政的支持，只要能夠融入資金，資金成本就不予考慮。一部分企業則由於資金周轉出現問題而沒有其他選擇，就只好接受非銀機構（如地方信托公司）的高成本貸款，甚至接受高利貸。在可貸資金需求缺乏彈性的情況下，可貸資金供給曲線向左稍有移動就將導致利息率大幅度上升。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實力雄厚、選擇空間大、有很強的議價能力，某些大型國有企業的貸款需求卻不一定缺乏利率彈性。銀行的大型國有企業貸款利息率甚至會在基準利息率基礎上下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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