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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跨境人口流動的風險與挑戰

http://www.CRNTT.com   2014-09-14 10:07:10

古代如此，近現代也是這樣。在19世紀中葉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金本位“黃金時代”，帶有濃鬱“自由放任”特征的全球經貿發展伴隨著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從1840年鴉片戰爭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近六千萬歐洲移民湧入南北美洲、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約三千萬印度移民遷入其他南亞國家、東南亞、南非等地區，約一千萬華人遷入五大洲數十個國家。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各國戶籍、護照等制度趨向完善，如同“九•一八”之前中俄（蘇）陸路邊界那樣不需任何證件即可出入國境的情形一去不複返，引進勞務等方面的需求仍然造就了數量可觀的移民，而這些移民又常常是通過血緣、地域等關係而接踵到來，從而在不少國家和地區形成新的聚居移民群體，某些新的聚居移民群體規模已經相當可觀。如二戰之後起初作為勞工少量引入德國的土耳其人已成長為德國第二大民族，西裔已經迅速超越黑人成長為美國第二大族裔，而且是其中人口增長最快的族裔，他們與當地民族之間的摩擦風險也隨之日滋月長，某些摩擦已經開始朝國家認同方向發展。 　　假如聚居移民群體人數在當地占比較少，一方面，他們因與當地原住民接觸交流機會高而更容易融合於當地生活風俗、文化傳統、政治認同；另一方面，人數的明顯劣勢也能有效遏制聚居移民群體中不軌之輩的異念。假如聚居移民群體人數雖多，但是在較長時間跨度內陸續到來，或是因原籍、宗教信仰等不同而不可能形成對當地有潛在敵意的單一移民群體，那麼，他們也更有可能陸續融合於當地，或無法形成足夠強大的挑戰力量。但是，假如聚居移民群體在較短時間內就膨脹到了很大數量，並以原國籍、民族、宗教等為凝聚核心而形成了足夠大的單一移民群體，而且這個群體成員較多地傾向於通過指責當地規則和政治權威不公來獲得更多利益和增進本群體的凝聚力，而不是在遵循當地既定規則、服從當地政治權威的情況下通過自我奮鬥出人頭地，情況就完全兩樣了。 　　假如單一外來移民、特別是文化傳統與當地主流社會差異較大的外來移民人數增長到一定程度，並在局部地區日漸占據多數，只要東道國政治環境適宜，聲稱代表這個群體的政治力量就將應運而生。這種政治力量一旦形成，為了維護、擴張自己在政壇上的“江湖地位”，他們所要努力推進的就不會是外來移民與當地社會認同直至最終融合，而是刻意強調、乃至製造外來移民與當地社會的不同，並片面要求對這類不同給予“寬容”。在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和諸如“多元文化”之類“政治正確”的思潮下，他們的這種傾向又會受到進一步激勵。由於大城市就業等機會較多，外來移民群體較多地集中於大城市，進一步放大了這類政治力量的能量。英國21世紀初的人口統計顯示，當時49%的少數民族人口居住在倫敦，以至於近年有“倫敦斯坦”之稱；根據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的人口統計學家們的推測，2019年，位於英格蘭中部的萊斯特市（Leicester）就將成為歐洲第一個白人非多數的城市（即白人占總人口比例低於50%）；到2024年，英國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也將成為白人不足50%的所謂“多元化城市”。 　　對移入國社會穩定乃至國家政治統一威脅最大的是，在一定條件下，從外部進入的某個單一移民群體甚至可能在一個地區占據多數而“鳩占鵲巢”。各國、各地區歷史上這種事情所在多有，在當今世界民族衝突的最熱點地區中，也不乏這樣的案例，科索沃和斯裡蘭卡泰米爾人問題就是典型。科索沃本系塞爾維亞民族和文化發祥地，土耳其統治時期阿爾巴尼亞人大量遷入，躍居當地主體民族，埋下了當今科索沃問題的根源。斯裡蘭卡本是2500年前僧伽羅族建立的單一民族國家，公元前2世紀前後，泰米爾人開始遷徙並定居錫蘭島，從5世紀至16世紀，島內僧伽羅王國和泰米爾王國之間征戰不斷。到英國殖民統治期間，殖民者為了獲得廉價勞動力，用強制手段將印度殖民地南部數十萬泰米爾勞工遷至斯裡蘭卡中部和南部種植園勞動，導致錫蘭島上本來人數不多的泰米爾族社會急劇膨脹，斯裡蘭卡獨立後泰米爾人占總人口比例高達18%，斯裡蘭卡曠日持久的內戰實源於此。所謂英國殖民者“分而治之”和“挑撥離間”的民族政策，不過是助推已有的矛盾和仇恨滋長而已，並不是產生矛盾和仇恨的根源。 　　今天，仍有不少國家因國際經貿發展和收容難民而在國內陸續形成了較大規模的單一聚居外來移民群體，實際生活中的問題和步入歧途的“多元文化”等方針政策又激勵了這些外來移民群體拒絕融合於當地社會，而是圍繞著原國籍、民族、宗教等核心形成了對當地社會具有或明或暗敵意的“想象的共同體”。這種“想象的共同體”正日益成型並具備現實的行動能力，而他們對當地社會的敵意有時甚至會以暴亂等相當激烈的方式暴露出來；倘若假以時日，未必不會走向追求分疆裂土的政治對抗。 　　由於地緣、歷史等各方面的聯繫，二戰之後法國、德國、英國等西歐國家接納了大批穆斯林移民，這些移民相互之間在故國可能深陷國家、民族、部族之爭，但在歐洲社會卻以伊斯蘭教為紐帶日益趨向形成一個單一的穆斯林移民群體。穆斯林人口的高增長導致不少社區、城市穆斯林色彩日益濃厚，某些城市甚至正在成為穆斯林移民及其後裔占多數的地方，某些國家本土民族在未來人口構成中可能落到一半以下，這一切又驅使更多的穆斯林移民及其後裔拒絕認同當地文化、風俗乃至政治，伊斯蘭教法高於東道國法律的思潮流傳甚廣，形成相互促進的正反饋，以至於出現了將“歐洲”與“阿拉伯”合而為一形成的新詞——“歐拉伯”（Eurabia）。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越來越多的西歐國家乃至北美、澳大利亞，穆斯林移民及其後裔與當地社會衝突問題日益浮現，其中不少衝突已經涉及上述群體對當地社會的政治敵視，2009年美軍胡德堡基地槍殺案、2013年波士頓爆炸案等就是如此。近年來，德國總理默克爾、英國首相卡梅倫等西歐大國政要相繼公開抨擊多元文化主義，指責多元文化主義的實踐已經失敗，這表明拒絕與東道國社會融合的外來移民增長所帶來的負面衝擊已經極為明顯，即使一貫喜好自我標榜“多元化”、“寬容”的西歐國家社會也無法繼續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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