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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中國跨境人口流動的風險與挑戰 | |
http://www.CRNTT.com 2014-09-14 10:07: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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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所謂“發展完善”激勵了獨身、離婚、同性戀、丁克等生活方式，成為二戰之後西方社會上述生活方式從社會邊緣成為“時尚”的最強大推動力量，傳統家庭結構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生育率大大下降，人口結構加速老齡化。而且，這種現象一旦露出苗頭，就會由於道德風險等原因而加速發展，因為即使在沒有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的環境里，無子女者也將從今天父母們的教育投資中獲利，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將進一步顯著放大他們獲利的規模，從而激勵社會上的這種道德風險，加劇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而在老齡化人口結構下，要想繼續維持較高生活和福利水平，只有大量引進青壯年移民勞動力一途。這一問題在西歐大國中以德國表現最為突出，英國等其他國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過多過濫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間接製造了引進青壯年移民勞動力的經濟壓力，但同樣是過多過濫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又從幾個方面使得通過引進青壯年移民勞動力消解社會贍養壓力的期望在相當程度上落空： 首先，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大大減少了外來移民在英國等歐洲國家生存的困難，從而直接激勵了這類移民的增長，特別是激勵了惰性較強而自我奮鬥精神較差的移民來分享福利蛋糕。 其次，如果外來移民不能指望福利救濟，必須勞動謀生，生存壓力將激勵其盡快、盡可能全面地融入東道國社會，這樣才能贏得較多的機會，但如果他們可以指望相當豐厚的福利救濟，這樣做的動力就將大大衰減。特別是如果有許多福利救濟項目是與外來移民身份掛鈎，那麼，他們更將具有強大的動力拒絕融入東道國社會，以保持其“外來移民”身份和與此掛鈎的福利救濟。 第三，在有福利救濟可以指望且政府奉行“淘氣孩子多吃糖”策略的情況下，外來移民中必然會有某些個人和勢力選擇挑頭鬧事爭取更多福利，以此為自己爭取外來移民群體“領袖”地位。而所有這一切，又必然在歐洲國家內部製造和激化社會矛盾。事實上，上述機制已經在英國和許多西歐國家形成了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 近年來，外來移民、特別是拒絕與東道國社會融合的外來移民增長及其負面衝擊已經在西歐國家引起了相當多的反思。倘若沒有經濟制度方面的相應變革配合，他們的抨擊最終只能淪為空談而無助於解決問題。在社會矛盾日益加劇、國內消費增長多年滯後於出口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今日中國，適度恢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擴大消費需求，已經是大勢所趨。但在恢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擴大消費的同時，我們需要全面審視別國經驗教訓，對其副作用給予足夠清醒的認識。 片面遷就少數族群思潮的誤區。潛在風險更大的是，某些影響頗大的思潮不是鼓勵外來移民和少數民族群體認同中國主流，通過融入中國主流社會以贏得發展空間，而是抵制認同中國主流，抵制融入中國主流社會，為此而漠視總體上人口更多的東道國本土主體民族的權益，壓制其自由，以遷就少數族群，甚至實質上主張取消外來移民和少數民族群體承擔任何效忠國家的義務，國家卻必須無窮無盡地給予其格外優厚的待遇。無論是在現實問題還是在歷史問題上，都不難看到這種思潮的影響。 南宋末年，阿拉伯後裔蒲壽庚擔任泉州市舶司提舉、閩廣招撫使等高官多年，宋王朝政府對待他不可不謂優厚，他卻在元軍進逼時屠殺南宋宗室、官兵和士大夫向元軍投降，從而理所當然受到中國正統史書的譴責，明朝政權也對其後裔給予了禁止入仕的嚴厲懲處。但到了當前某些研究回民、穆斯林的學者筆下，卻出現了這樣為蒲壽庚辯護的言辭：“對蒲壽庚，後人記載多致微詞，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對他叛宋降元的指責，因為這違反了中國忠君、報國的傳統。但從歷史角度來看，蒲壽庚雖在宋朝為官，但畢竟也屬經商的‘蕃人’。商人有商人的價值觀，僑民有僑民的處境，不應該要求他一定要忠於某一個皇帝或某一個朝代。”這種言論完全無視一個基本事實：即蒲壽庚當時已經不僅僅是僑民商人，而是已經擔任南宋王朝高級官員多年，因此理當承擔效忠南宋國家及其君主、政府的義務。為其推卸責任，其實質就是主張中國必須給穆斯林想得到的一切優惠和特權，但穆斯林無須向中國承擔起碼的責任義務。抱有如此歷史觀念的個人與群體，對待現實中的效忠國家、遵守國家法規、民族和諧等義務，他們又會如何表現？ 對當前的在華外國人違法犯罪等問題，中國社會上也不乏打著種種旗號盲目為其辯解者，有些辯解已經完全打破了人類社會的文明底線。 某些個人、群體和機構的政治私利動機。某些個人、群體和機構的政治私利動機也在削弱中國社會抑制移民挑戰的機制，甚至在激勵、教唆外來移民挑戰中國社會。在香港外傭居港權之爭中，泛民陣營之所以支持外傭取得居港權，重要目的之一是企圖藉此取得這幾十萬人的“鐵票”，以便在未來的香港選舉政治中立於不敗之地。同樣是為了政治私利，托派組織“社會主義行動”香港支部及其實際領導人梁國雄一貫教唆組織滯留香港的南亞、北非流民鬧事，要求取得“政治難民”身份，並提高對其經濟補助。 作者：梅新育（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人民論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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