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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變動中的中歐關係及走勢 | |
http://www.CRNTT.com 2021-06-06 00:02:15 |
一、中歐關係的“一體多面” 談到國際關係,其本意在於解析國家之間多維互動的狀態與規律。當代國際關係早已超出這一古典定義,概因“關係主體”出現較大的嬗變,而中歐關係的複雜性正是由於歐方關係主體的複合叠加所致。在新中國建立之初,中國對歐關係始於同中東歐、北歐國家、瑞士先後建交,與英國建立代辦級外交關係以及1964年中法建交。從1975年與歐洲共同體建交開始,中歐關係進入“雙軌並行”階段,但國別關係所占比重很大。冷戰結束後,歐洲一體化進程加速,正式形成經濟、政治、司法的超國家聯盟。截止於2013年,歐盟經數度擴容,成員國由最初的6個增加到28個。2020年英國正式“脫歐”後,歐盟GDP總量(12.28萬億美元)仍占世界總量(83.84萬億)的14.65%,是全球前三大經濟體之一。歐洲聯合的歷史性進步,不僅使其自身實力和全球影響倍增,也使得外部世界與之打交道的維度、重心不得不發生改變。無論美國,還是中國,都先後從相對簡單的雙邊層次轉向更加複雜的多級層次來處理涉歐事務,並更加重視歐盟作為各成員國利益“整體性代表”的合法地位。 儘管如此,歐盟“這個多國的、多層的、變化中的、時分時合的政治行為體”,仍較於主權國家而言顯得很難捉摸,其交替使用雙邊主義和多邊主義的行為方式和令人眼花繚亂的協商決策規則,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外部世界仍然是不小的挑戰。①首先,歐盟是通過法律約定建立起來的特殊聯合體,它既非民族國家,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國際組織,而是通過制度性合作網絡實現部分主權共享和一致行動的超級力量,其決策權力由聯盟機構、成員國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專業機構分享。通俗地說,儘管“把蛋糕做大了才會有更多的刀叉”,但“七嘴八舌”的參與也讓做大和分配蛋糕的過程過於複雜,甚至令放棄蛋糕的過程也變得超級繁瑣。從全民公投到正式“脫歐”的4年中,英國舉行過兩次大選,換了3任首相,與歐盟進行的談判難以計數。在2020年1月“脫歐”之後,英歐還就雙方“分手費”進行線下和線上談判就達10輪以上。由此可見,歐盟的超大超強來自其聚合性,它得之不易,棄之亦難,獨成一統,別具“韌性”,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或任何政體都難見的“後現代政治奇葩”。其次,歐盟內部成員國關係存在“原則上平等”和“事實上層級化”的悖論。法、德兩家因其規模、實力和歷史性地位,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一直起著核心作用。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歐洲經濟受到嚴重衝擊。為此,歐盟召開緊急峰會並出台史上最大規模的救助計劃,總額達7900億歐元。然而,這一成果是經過為期4天艱苦磋商才取得的。其間,“節儉四國”荷蘭、奧地利、瑞典、丹麥反對向亟待救助但債務高企的南歐國家直接撥款,波蘭、匈牙利等中東歐國家則主張無條件分享復甦基金,反對將其與本國法治實踐掛鈎。經過德、法兩國分頭說服後,各方才達成妥協。②這個案例不僅再度證實“多速歐洲”必然派生“多元歐盟”的邏輯依舊成立,也揭示出各國在聯盟層面為切身利益激烈博弈的現實圖景。當然,每一次挫折和危機最終都會將歐洲聯合進程推進一步,大國、強國因其關鍵性貢獻而尊享戰略性紅利,小國、弱國也通過討價還價伸張其相應權益。③再次,正是由於上述多源和多樣的動力輸入,歐盟對外政策的出台過程也必然呈現高度複合及相應遲滯等特色,它一方面會導致歐盟對內外危機(如2008年以來全球金融危機以及歐債危機、疫情危機)的反應和管理顯得力不從心,另一方面還會因外部的撬動作用加劇成員國分散行事,削弱其“一致對外”的政治意志。從本世紀初圍繞美國發動對伊拉克戰爭,到中東難民逃歐危機,歐盟一再被撕裂為“新”“老”兩個歐洲,其內部認知鴻溝、制度缺陷在外部衝擊下暴露無遺。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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