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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揚之子憶父：我們從未走進彼此的內心

http://www.CRNTT.com   2010-11-30 14:20:54

家事 　　母親去世後，我好像一夜之間長大了。我先是在一所鄉間小學教書，幫助祖母照顧兩個弟弟。日本人打到湖南後，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聲中，我加入了青年遠征軍，抗戰的同時一心借機到延安找父親。我所在的部隊在貴州呆了十個月，未及出征，鬼子就投降了。投降消息傳到營地當天，漫山遍野的火炬，呐喊聲響徹雲霄。 　　在貴州時，我通過在國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的表哥給父親寫了一封信，這封信通過重慶，轉到新華社的何其芳，何其芳將我的長信轉給在延安的父親。遵照何其芳指點，退伍後我沒有回鄉，而是帶著他的信立即趕到南京，在梅園新村與中共辦事處取得了聯系。那時我住在表哥家。一個酷熱的夏夜，我正在樓下乘涼，忽然看見大鐵門外一西裝革履客人直奔我打聽表哥。我們倆互相看著，雖然分別了11年，但我還是一眼就認出來了。我很興奮地拉著他的手進了樓門，上了樓梯，還有兩位同樣紳士翩翩的客人跟了上來。在樓梯拐角處，他停住腳步把我拉近身邊問我：“你就是艾若嗎？”“是啊！”父親很高興，他立即回頭介紹：“這位是潘梓年……”我只顧向樓上喊表哥快出來。 　　我後來知道，美國國務院邀請中國教授、專家共20人訪美，其中包括來自解放區的歐陽山尊和父親等四人，父親是共產黨這邊的團長，這一次是來南京辦簽證的。我們父子倆個在南京一連談了好幾天，父親讓我趕快回益陽把兩個弟弟帶出來，北上與他會合。 　　1948年秋，我和兩個弟弟費盡周折，終於在北平和父親再見。這是已經13歲的三弟約瑟，第一次見到父親。父親對我們說了些什麼現已不大記得，但其中的一句是無法忘卻的：“我對不起你們的媽媽！”此後，父親再很少跟我提及母親，仿佛一直在回避。 　　我們跟蘇靈揚見第一面，父親指著她說：“這是蘇靈揚，你們可以喊她媽媽，也可以喊她同志。”但我什麼也沒喊，一輩子也沒喊，我喊不出來。 　　父親與蘇靈揚結婚後，又生了女兒周密和兒子蘇蘇。1946年，蘇靈揚帶著周密與蘇蘇坐馬車，跟華北聯合大學一起從張家口往南撤退。因為白天怕遭轟炸，都是夜行軍。馬車在夜裡翻到山溝裡，兩個騾子都摔死了，蘇蘇被重重的文件箱壓著，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父親過了很久，騎著馬打著燈籠趕了過來。那天也正好是他與我們在南京告別後重返張家口的當日，聽說當時父親悲痛欲絕，嚎啕大哭，是幾個人把他攙扶起來架上馬背的。蘇蘇的死對父親和蘇靈揚兩人都打擊很大，特別是對蘇靈揚。我們是到北京後得知此事的，也不敢當面提及。文革中，連6歲就夭折的蘇蘇也未能幸免，被從小小的土墳中挖出來拋屍揚骨…… 　　解放後，蘇靈揚在北京任一個中學校長，很多的人說這個校長不錯，有威信，但是坦率地說，我跟蘇靈揚的關系並不好，這也並不是因為父親當年是因為她離開媽媽的——從某種角度，我甚至覺得父親與蘇靈揚的結合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我曾經參加過國民黨的青年軍，所以在蘇靈揚眼裡，我是“叛徒”，我的婚姻也不被她認可。我愛人的父親曾經留學日本，是敵偽時候的警官，雖然早就關在監獄裡死了，但是這種出身在蘇靈揚那裡不被容忍的，父親並不幹涉。我後來不顧她反對還是和她結了婚。那年暑假，我們雙雙來北京看父親，開門的是蘇靈揚，她一看到就說：“你已經背叛這個家庭了，你還有什麼資格跑到這裡來！”我愛人自尊心大受傷害，扭頭便走，從此再也不回這個家。我在哈爾濱工作，每次到北京來看父親，蘇靈揚都堅決拒絕讓我住進家裡，我只好在同學家借住。 　　我與周邁，周岳三兄弟，沒有在父親的那個“家”住過一天，他們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們也沒有參與過。到北京時，三弟周岳年紀太小，他願意和父親一起生活。當時父親、茅盾等人每個人在文化部都有一幢獨立的小樓，家裡很多個房間，但三弟只能住在布滿水管子的地下室裡，潮濕不堪，但父親從來也不過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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