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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揚之子憶父:我們從未走進彼此的內心 | |
http://www.CRNTT.com 2010-11-30 14:20:54 |
自始至終不肯原諒父親的,只有一個人——丁玲。父親與丁玲是同鄉,丁玲早年寫過一個《給孩子們》的小說,把我和邁克都寫在裡面。至少說明那時他們關系很不錯。1953年我到北戴河,父親也在那療養,丁玲和她女兒也在,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丁玲。我還跑過去問她《給孩子們》不就是寫的我們這個,希望從她那裡聽到當年有意思的事,但她沒有理我,讓我很失望。 父親也知道他的問題是一個整體的錯誤,父親後來說,他在監獄中9年,想的最多的只是一條:辜負了毛主席。他在獄中通讀了馬恩列斯毛全集等。現在回過頭來看,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往上推,有些錯誤是毛主席那裡來的,也有許多錯誤是我們自己的。父親晚年對當年的事情很少提及,我只是記得張志新的事情出來之後,他很感慨,說:“張志新了不起,她還是位女性,那麼勇於堅持自己的意見!”——父親一生是極度崇拜毛澤東的,到了晚年能說這個觀點,在我看來,他內心深處,實際上已有所反思。 從某種角度,9年的牢獄之災拯救了父親的思想,父親又重新活躍起來,他努力擺脫當年所受的那些政治羈絆,發表了許多文藝理論的文章,向著他早年的文藝理論家的身份逐漸靠近。 1983年,在紀念馬克思誕辰100周年時,父親發表了《關於馬克思理論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提出了“異化”理論。但他沒有料到,在新的歷史時期,一個學術問題,竟然又會演變成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甚至很快上升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高度上來,繼而引發了全國範圍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 那時,全國所有的報紙、雜志,都在顯著位置刊登文章,批判他的“異化”理論。父親又一次被捲入政治風浪、陷入矛盾和痛苦掙扎中。他曾經不無苦澀地說:我這輩子前後被打倒過三次,每一次都是我所尊敬、信任和親近的人,相信了卑鄙小人的讒言,要打倒我。現在我已經筋疲力盡了。還有一次,他曾很有感慨地說:“我若不做文藝界的領導工作,專門從事文藝理論的研究,我會是很有成就的……” 1984年,中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父親因病未能出席,他只能從醫院打來電話表示祝賀,雖然只是一句普通的祝賀,但會場卻突然爆發出長達兩分鐘的熱烈掌聲。1985年1月,在京西賓館開會的作家們給他寫了一封信,一共356人在上面簽了名,其中包括不少在反右、反胡風等運動中挨過整的老同志。他們也是用這種方式表達了對父親的敬意。 不過,父親在這一次政治風浪中所承受的壓力和不解,遠遠超於文革時期。他身體每況愈下,反應也漸漸遲鈍,給他拍的CT片子一張張放下來,上面顯示,他的腦子一點點萎縮掉了,很快他就成了植物人,夜裡,會有蟑螂爬上他的臉,而他也毫無知覺。他身體不好之後,卻對我們之間的親情是一種彌補。我們看護他時,他不斷回憶起媽媽的好,說對不起媽媽。不過於我而言,我還尚未來得及感受一位父親的回歸。 1989年7月31號,我正在膠東出差,接到電報說父親去世了,我日夜兼程趕回來。當時報紙上發表了一條特別簡短的消息。那段時間我會接到一些電話,認為應該給父親一個合適的評價。而我和兩個弟弟的態度是一致的:將父親交給歷史來評價吧。歷史如何評價父親,肯定還需要一段時間。不過在後來的追悼會上,父親還是得到了相當高的評價,很多重要領導人悉數出席,鄧小平也送了花圈。 在我看來,父親晚年又回歸到他早年的人道主義者的立場上。現在很多人說“悲劇周揚”,我同意這種說法。他身上充滿了各種矛盾,而他身上悲劇的根源,也許有對領袖的迷信、對文藝界領袖位置的追求,遺憾的是,父親最終也沒有來得及給自己在文字上語言上的一個總結。以我的理解,其實父親自始至終也沒有獲得真正的心靈上的解放。 口述:周艾若;整理:李菁;2010-11-25 來源:文史博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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