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第9頁 第10頁 第11頁 第12頁 】

陳獨秀家族：一言難盡的悲愴

http://www.CRNTT.com   2011-11-03 13:38:50

建黨偉業 　　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外面竪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里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魯迅，《且介亭雜文：憶劉半農君》 　　1919年春，當俄共(布)領導的第三國際了解到中國國內自“五四”以來激烈的社會政治鬥爭情況，決定派人前來“訪問領導五四運動的人物”。1920年，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抵達北京。 　　與此同時，中國報刊登出了蘇俄友好的對華宣言。《宣言》聲稱取消一切沙俄時代與中國簽訂的密約和不平等條約，放棄侵占的中國領土，將之前一切掠奪的都歸還中國，還建議中國立即和他們建立正式關係。一時間，中國輿論界對蘇俄政府普遍抱有好感。 　　維經斯基到上海會見了陳獨秀，兩人“一見如故”。在維經斯基的建議下，陳獨秀用自己的社會關係，組成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不久，維經斯基正式向陳獨秀提出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建議，大意是：依照蘇聯經驗，組織中國共產黨，加入國產國際是中國革命的當務之急。 　　8月-9月，中國共產黨經過短期籌備在上海成立，陳獨秀被選為書記。 　　11月，陳炯明來電，邀他赴廣州創辦西南大學。陳獨秀與維經斯基、李大釗商量後，認為廣東是革命策源地，借此機會“可以將新文化和社會主義的新思想廣泛地帶到廣東去”，也“可以在那里發展共產主義的組織”。 　　建黨後，《新青年》的一班同人隨著政治觀點的分歧日益加大，而分道揚鑣。 　　1921年共產國際二次代表大會後，莫斯科新派代表馬林來指導工作。馬林一到上海就敦促中共召開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 　　7月23日，中共一大會議在上海召開。在廣州兼著大學預科校長的陳獨秀，因為“正爭取一筆修建校舍的款項，抽不出時間”，指派陳公博代表廣東支部，包惠僧代表他個人出席“一大”。由於陳獨秀的威望和建黨過程中的作用，被大家一致推選為中央局書記，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為組織主任。 　　對於革命，陳獨秀有種“慢慢來”的態度。籌建工作進展到一半，他就去廣東任職。召開一大時，上海連電催促，馬林還派人去接他，他還是推辭了。馬林不滿於陳獨秀身為中央局書記卻長期在廣州，派包惠僧赴粵，催促他回滬主持工作，他才不得不回來。 　　陳獨秀對包惠僧說：“急什麼，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還早，可能要一百年上下，我們實現共產主義遙遠得很。我們現在組織了黨，不要急，我們要學習，要進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觀事實。” 　　回上海後，陳獨秀和馬林從一開始關係就緊張，兩人稍有接觸就衝突起來。 　　據張國燾回憶，馬林為人驕傲，是共產國際東方問題權威，“說起話來往往表現出他那議員型雄辯家的天才，有時聲色俱厲，目光逼人，他堅持自己主張那股倔強勁兒，有時好像要與他的反對者決鬥”。 　　陳獨秀覺得拿著外國援助來搞革命，有“雇傭革命”、淪為他人“工具”的嫌疑。當時，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已在報紙上罵他是“崇拜盧布，是盧布主義者”。而馬林的傲慢，又讓他的這種屈辱感加深了。據包惠僧回憶，陳獨秀對大家說，“我們不能靠馬林，要靠中國人自己組織黨，中國革命靠中國人自己幹，要一面工作，一面幹革命。” 　　當陳獨秀想要在中共與國產國際之間劃上一條界線時，馬林告訴他說：中共從成立之初就編入了第三國際，是國際的一個支部，你們承認與否沒有用。這讓陳非常反感。 　　10月，陳獨秀在漁陽里2號寓所突然被捕，這件事意外地改變了他與馬林的關係。 　　馬林花了很多錢、費了很多力，打通了會審公所的各個關節，並請著名的法國大律師巴和出庭辯護。這次患難與共，讓感情豐富的陳獨秀頗為感動，兩人“和諧地會談了兩次，一切問題都得到適當的解決”。從此，中共接受了共產國際的領導和經濟援助。陳獨秀表示：中共擁護共產國際，對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議自應尊重。馬林則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負責，作為共產國際代表，他只與中共最高負責人保持經常接觸，商談一般政策。 　　11月，陳獨秀終於以中央局書記的名義，向全黨簽發了第一個《中央通告》，作為中共領袖走上領導全國革命的道路。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第9頁 第10頁 第11頁 第1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