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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家族:一言難盡的悲愴

http://www.CRNTT.com   2011-11-03 13:38:50  


 
“反對派”首領  

  (胡) 適之兄說弟是一個終身的“反對派”,實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實迫我不得不如此也。——陳獨秀

  1927年9月10日,正值中秋之夜,陳獨秀化妝成病人,和黃文容、汪原放等一行四人坐船逃離白色恐怖中的武漢。抵達上海後,他先住醬園路,後移居浙江北路、溫州路上的一個小弄堂。

  苦悶消沉之中,他開始自己一直感興趣的中國文字問題研究,同時編寫《革命文學史》。

  此時,中共中央機關也遷回上海。陳獨秀在瞿秋白和李維漢的邀請下,為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寫一些短文,抨擊寧漢合流後的國民黨。

  1929年春,陳獨秀的外甥吳繼嚴從莫斯科東方大學回國,他給陳獨秀帶來了蘇共內部的一些重要情況:列寧去世前有一份遺囑,說斯大林個性暴躁,處事專橫,不適合當黨的總書記;托洛茨基才華出眾,在十月革命中立下功勞,缺點是過分自信,但不能以非布爾什維克視之。這使陳獨秀有了了解更多托洛茨基思想的願望。

  8月到9月間,留蘇學生帶回一些托洛茨基的文章。陳獨秀請人翻譯後,開始認真研讀。他發現,自己在大革命時期多次提出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以及後來退出國民黨的主張,與遠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不謀而合,而這些主張都被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一再否定,最後導致大革命的失敗。托氏的“二次革命理論”,也和陳獨秀的思考多有相近之處。

  “仿佛有甚麼電光閃過頭腦”,大革命時期擔任過黨內幹部、同樣被共產國際排斥的彭述之、尹寬、鄭超麟等人見到這些文件後,都感到異常興奮。這時,陳獨秀和留蘇學生成立的第一個托派組織——“我們的話派”有了接觸。

  陳獨秀開始接受托洛茨基的理論和路線,全面反對中共“六大”綱領,針對李立三主持的政治路線以及具體工作的若幹問題,向黨中央寫了3封信,陳述自己的意見主張。

  起源是中東路事件。1929年7月,東北易幟後的張學良武力收回被蘇聯占有的中東鐵路路權,逮捕了蘇方人員,並把蘇方59名高級職員遣返回國。蘇聯政府隨後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議,兩國斷交,並在邊境地區發生武裝衝突。

  在這樣一個複雜事件上,中共遵從了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在公開宣言中提出“反對進攻蘇聯”、“武裝保護蘇聯”一類的口號,號召中國人民示威遊行以“抗議帝國主義及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對蘇聯的進攻”。

  陳獨秀在7月28日給黨中央的第一封信中,要求黨中央在宣傳上要考慮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批評那些動員群眾的口號“太說教了,太超群眾了,也太單調了”,會使得群眾“誤會我們只是盧布主義”。他還溫和地建議黨中央:把宣傳矛頭指向國民政府的誤國政策。對於中共盼望借此帶來革命高潮的中蘇戰爭和二次世界大戰,他指出,戰場都在中國,而“在戰爭中最受直接蹂躪的自然是中國人民”。

  雙方的爭論隨後從中東路宣傳策略問題,上升激化為相互指責和扣各種帽子。新的中共中央指責陳獨秀是資產階級左派觀點,“忘記了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從蘇聯回來的王明撰文,批判陳獨秀是“反共產國際”、“反蘇”、“機會主義”的。

  陳獨秀開始在黨內尋求托派同情者。他把托洛茨基的文章拿給上海本地黨員和外地來上海的黨員看,組織學習和討論托氏對中國革命問題的主張。據鄭超麟回憶,有的支部由此“與黨宣布脫離”。

  10月,黨中央致函警告陳獨秀,要他立即停止“超越組織活動”,並命他在一個月內寫一篇反對“反對派”的文章。陳獨秀在給中央的信中,闡述了何為托洛茨基主義,並和彭述之一道表達了堅定的反對派立場。

  11月15日,中共中央在收到來自共產國際的進一步指示後,通過了取消他在黨內一切職務,開除出黨的決定。

  12月15日,陳獨秀召集了一群思想立場相近的人在上海開會,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明確表明擁護托洛茨基和反對斯大林,並尖銳批評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現行政治路線。黨史將這一派稱為“無產者社”或者“無產者派”。

  但“無產者派”內部矛盾重重。彭述之不久就和陳獨秀發生衝突,再加上缺乏資金支持,許多成員生活困難,心灰意冷。

  在托洛茨基指示下,陳獨秀開始著手中國各托派組織統一的事項。1931年5月,在大連灣路一座新蓋的石庫門房子里,“無產者派”、“十月派”、“我們的話派”、“戰鬥派”各派按20人出一個代表召開統一大會,聯合成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陳獨秀被選舉為中央執委會和五人書記處的領袖。當時,在全國共有500個成員。

  當陳獨秀興奮地寫信給托洛茨基匯報統一成果時,很快就遭到致命一擊:先是沒被選上中央委員的梁幹喬和另一“托派”劉英,大會一結束就跑到南京,加入了軍統特務組織,並發表反共聲明;另一成員馬玉夫對沒當上“中委”也很不滿,竟去國民黨警備司令部告密,致使13名成員被捕入獄,常委只剩陳獨秀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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