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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樓里的豐子愷後代

http://www.CRNTT.com   2011-11-26 10:30:05  


 
我和父親一起翻譯名著

  記者:到上海您一家人就是住在現在的日月樓嗎?

  豐一吟:開始我們到上海住在廣西路福州路口的石庫門里。一家人擠在一間房子里,附近的住房也擠滿了人,空氣很差,家里人幾乎都得了肺病。父親兩次暈倒在地上,吃得不好。父親是一手來一手去,沒有存款。上海的中國畫院請他去當領導,他再三推辭,後來“三顧茅廬”,父親才同意了。再後來父親頂下了長樂邨的房子。我清楚記得搬進去的那天是1954年9月1日。當時哥哥姐姐都成家了,我是因我愛人在廣東湛江,所以還和父母、弟弟一起住。我住在緊挨陽台的小屋,父親住在有陽台的那間大屋。父親說這里看得見月,看得見日,就給它起了名字叫“日月樓”。到過年的時候日月樓就熱鬧得不得了。我們辦自己家庭的除夕晚會,大人和孩子都各自表演節目。直到1975年父親去世,日月樓也是父親一生中住得最久的地方。

  記者:在所有子女中,您和豐子愷相處最久,也合作翻譯過很多書。

  豐一吟:在日月樓父親幾乎每天在家,上午翻譯、寫文章,下午畫畫。我和父親在日月樓合作翻譯了俄國作家柯羅連科的長篇小說《我的同時代人的故事》,還有《中小學圖書教學法》《音樂的基本知識》等很多書,父親自己還翻譯了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石川啄木的作品,還翻譯了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語》。

  記者:和那個時代許多作家、藝術家一樣,晚年豐子愷也經受了很多磨難。

  豐一吟:我家原本住整幢房子,“文革”期間被勒令搬到樓上,樓下住進了好幾戶人家。父親喜歡安靜,陽台的那張小床本來是給他午睡休息一下用的,他腿都伸不直的,後來房子被別人占了,晚上睡覺就只好也睡在那裡。有一段時間,父親被下放到上海的鄉下勞動,我去看過他一次。草棚是露天的,泥地上面鋪一層稻草,晚上就睡在上面,那天正好下雪,枕頭邊都有雪花,很苦。父親最後是死於肺癌,“文革”時他很苦悶,挨打啊什麼都有的。當時我們對健康也沒有什麼知識,他就是每天坐在桌子前發呆。

  記者:那時候他還畫畫嗎?

  豐一吟:父親每天早上4點多就起來,瞞著我們偷偷在那兒畫畫。《護生畫集》第六集一百幅畫就是偷著畫完的。1971年秋天,父親親手糊制了牛皮紙大袋子,袋上寫著“敝帚自珍”四個字,說要“交愛我者藏之”,分別送給了他最喜歡的弟子胡治均、我大哥的女兒、我弟弟、我女兒各一套。

  記者:據您觀察,豐子愷畫畫時是什麼樣的狀態?

  豐一吟:父親畫畫很簡陋的,隨便趴在一張小課桌上就畫起來。墨不講究,硯台也不講究,人家送給他一個端硯,他也隨手送給別人。父親的毛筆,只有狼毫沒有羊毫,好壞也不計較。用完後也不清洗懸掛,而是飽蘸墨汁,再套上銅筆套。我現在發現,如果我學他的畫,我要用一支好一點的毛筆畫人啊,寫字啊,一支差一點的毛筆畫山啊什麼的,但我當時看他都是只用一支筆,用壞了就換一支。他最大的畫就是一整張宣紙的,在重慶的時候我看見他畫過,但最多的都是很小的畫。畫畫之前他會拿個木炭條布局勾一下大致位置。後來有人看見他的畫上有木炭條的痕跡,就說是贋品,哪有這麼有名的大畫家畫畫還用木炭條的。我還專門寫過一篇文章解釋這個事,但後來有人再造假畫的時候,反而會用木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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