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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純如走向死亡的真相

http://www.CRNTT.com   2012-06-10 09:18:42  


 
《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二戰浩劫》創作經過

  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殺60周年。張純如在此前用近三年的時間,在世界各地訪問了許多幸存者,參閱了大量的歷史文獻,在各種觸目驚心的資料的基礎上,撰寫、出版了英文版《南京暴行》。此書一經問世,就震驚了西方世界,在隨後數年內再版十餘次,迄今印數已近百萬册。純如用自己無可挑剔的努力和勇氣,直面了人類歷史上那一段慘絕人寰的記憶,她告訴世人:人類同胞相殘的歷史是漫長而凄慘的,而沒有哪幾次劫難能與二戰期間的南京大屠殺相比。哈佛歷史系系主任、中國現代史教授威廉.柯比在該書《序言》中寫道:“南京的暴行在西方已幾乎被人們遺忘,所以,本書的問世尤顯重要。張小姐把它稱作‘被遺忘的大屠殺’,將二戰期間在歐洲和亞洲發生的對數百萬無辜者的屠殺聯繫在一起。”   
  性格文靜的張純如從小就喜歡寫作,喜歡這種自由表達的方式。在她看來,寫作是傳播社會良知。真正的作家不是玩文字遊戲,而要通過文字來傳達社會所需要的思想和感情。童年的時候,純如與父母談話時,父母經常會提到遙遠的1937年,在大洋彼岸一個叫南京的城市裡發生了些什麼,她的祖父如何逃離那個人間地獄,滔滔長江水如何被鮮血染成了紅色……   

  1994年12月,當張純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殺的黑白照片時,更是感到了無比的憤怒。的確有南京,的確存在大屠殺,但是為什麼有人否認它,而且在所有的英文非小說類書籍裡,居然沒有一本提及這段本不應該被遺忘的歷史?純如為這一現象震驚了,幾乎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卻無人知曉日本人在中國進行的大屠殺。她為此感到陣陣心悸。   

  對於在美國這樣的物質社會來說,一個年輕女孩花幾年時間去寫一本歷史著作,在很多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年輕人都要爭分奪秒地奮鬥賺錢、成家立業。不過,這位當時只有25歲的女孩有一個念頭:“這本書能不能賺錢我不管,對我來說,我就是要讓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發生的事情。”《南京暴行》出版後,她對美國讀者的熱情反應也感到意外,她說,“這本書雖然重要,但我以為只會得到圖書館的垂青。”但純如也相信,真相是不可毀滅的,大家要同心協力,以確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記。

  在“火爐”南京,她每天工作超過10小時。為了撰寫《南京暴行》,純如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資料,以及從未出版的日記、筆記、信函、政府報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閱了東京戰犯審判記錄稿,也通過書信聯繫日本的二戰老兵。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與純如有過多次交往,他一直很欽佩張純如的執著、知性和追求真相的勇氣。他在評價《南京暴行》一書時就說,很長時間以來,西方國家只知道納粹屠殺猶太人,不知道侵華日軍在二戰中曾經瘋狂地屠殺中國人,國際輿論只譴責納粹在二戰中的暴行,很少抨擊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中的暴行。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自二戰勝利以來的幾十年光陰中,在西方主流社會中有關日軍侵華史實的宣傳太少,聲音太弱。而此時有這麼一個柔弱女子願意站出來,這種精神實在難能可貴。   

  對於純如的死,朱成山非常痛惜,他曾對記者說,“對於純如的父母和孩子,他們失去的是女兒和母親;對於中國人,他們失去的是一個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對於整個世界,他們失去的則是一個勇於說真話並努力讓別人相信事實的人。”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王衛星曾幫助張純如收集了大量的史實資料。他回憶說,1995年7月,張純如在南京待了25天左右,“她那時才27歲,由於氣候不適應,經常感冒,但她的工作一點也不耽誤。當時南京的天氣很熱,她不顧自己的身體,把大部分時間用在採訪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尋訪日軍暴行發生地以及翻閱國內資料上,每天工作時間有10小時以上。”當時擔任純如翻譯的楊夏鳴副教授回憶說:“她的中文水平一般,不能讀懂中文資料,所以我要逐字逐句為她翻譯。她很認真,更十分嚴謹,常常用美國材料與中文材料核對事實。她聽不大懂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方言,但她全錄下來了。她這個人通常會打破砂鍋問到底,有時真覺得她有些偏執。” 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張純如最大的收獲便是使中國人民找到了“中國的辛德勒”——約翰.拉貝先生,找到了拉貝詳細記錄南京大屠殺的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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