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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周作人:周作人的國事與家事

http://www.CRNTT.com   2012-07-08 10:08:05  


 
兄弟失和不是因為什麼

  人物周刊:我讀了您《關於周氏兄弟失和》的最新文章,如讀偵探小說,依然“不知究竟”。

  止庵:朋友中也有人這麼說,看樣子這八九千字我是白寫了。我向來反對臆測、演義,對於周氏兄弟失和,這樣的臆測和演義已經太多了。我所做的,是將目前掌握的有關這件事的所有材料按照邏輯一一列出,把推論的空間留給讀者。我至多只能說,兄弟失和不是因為什麼——我可以明確地說,不是因為經濟原因。

  周氏兄弟失和的過程,魯迅和周作人的日記裡都有記載,但他們可能考慮到後人會看到日記,所以有些話可能是故意那麼說的,這就造成了前後牴牾之處。至於不想讓別人看到的,就像周作人所做的:將日記賣給魯迅博物館之前,在最關鍵處剪去了十個左右的字。

  我們要考慮到有關此事的文章多是出自更接近失和的一方即魯迅的人所寫,而且又寫在周作人“落水”之後,這可能會帶有一點傾向性;有些更晚出的材料,甚至是“文革”中出現的,就更要打個問號。舉個例子,對俞芳1981年出版的《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我是深表懷疑的,所以從沒採用過。

  有人根據周作人晚年日記中記載的羽太信子“易作”,來推斷1923年7月17日周作人日記裡的“池上來診”是給癔病發作的信子看病。但細看周作人的前文,醫生池上其實是來給時年6歲的周鞠子(注:周建人與羽太芳子的女兒,也叫馬理子)看病的。學者應該培養一點邏輯思維的能力。

  人物周刊:羽太信子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女子?有沒有人研究過她?

  止庵:羽太信子在某種程度上被妖魔化了,這包括許壽裳1948年出版的《亡友魯迅印象記》,和許廣平1961年出版的《魯迅回憶錄》。就目前的資料來看,第一個公開提及她的是郁達夫,廣為流傳的是他1939年發表的《回憶魯迅》中的一段話:“據鳳舉(注:張鳳舉)他們的判斷,以為他們兄弟間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總老規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他對於經濟,總是進一個花一個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從這些地方,會合起來,大約他們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但緊接著這段話,郁達夫還說:“不過凡是認識魯迅,認識啟明及他的夫人的人,都曉得他們三個人,完全是好人;魯迅雖則也痛罵過正人君子,但據我所知的他們三人來說,則只有他們才是真正君子。”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史料有時候是根據需要被裁剪了的。

  據我所知,迄今沒有關於羽太信子的專門研究。我也不認為羽太信子在周作人的一生中起到特別重要的作用。(按:周吉宜提及,2006年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岸陽子女士曾與他見面,表示有意做羽太信子的研究。)

  女子能獨立,才有自由戀愛

  人物周刊:周作人對兄長魯迅、弟弟周建人私生活的評價,看起來有點不近人情,他明知道他們的婚姻不幸福,尤其是魯迅,包辦婚姻。

  止庵:這裡面有許多原因。從1906年周作人寫《孤兒記》起,他的人道主義思想基本成形,而他對於婦女格外同情,覺得女子多半處在弱勢地位。後來周作人又參加了“進德會”(注:民國元年吳稚輝、李石曾、張溥泉、汪精衛等發起,蔡元培大力提倡而成的學者團體,有不賭,不嫖,不娶妾三條基本戒;又有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不飲酒,不食肉,不吸煙五條選認戒),所以對在他看來是“納妾”的兄與弟始終不肯諒解。

  1923年春,就《晨報副刊》有關離婚的爭論,周作人說:“世間萬事都不得不遷就一點;如其不願遷就,那只好預備犧牲,不過所犧牲者要是自己而不是別人:這是預先應該有的決心。倘或對於妻兒不肯遷就,犧牲了別人,對於社會卻大遷就而特遷就,那又不免是笑話了。”這話是講在兄弟失和、魯迅南下之前。

  錢玄同是包辦婚姻,夫妻關係不好,但錢玄同說:“我們以後絕對不得再把這三條麻繩(注:指“三綱”)纏在孩子們的頭上!可是我們自己頭上的麻繩不要解下來,至少‘新文化(300336,股吧)’運動者不要解下來,再至少我自己就永遠不要解下來。為什麼呢?我若解了下來,反對‘新文化’維持‘舊禮教’的人,就要說我們之所以大呼解放,為的是自私自利……”這與周作人的立場一致。

  還有劉半農,也是家庭做主的舊式婚姻,但他教夫人識字,並帶到法國。1927年10月,他跟周作人都上了張作霖的通緝名單,到一個朋友家避了一個星期。據周作人回憶,“有一天半農夫人來訪,其時適值餘妻亦在,因避居右室,及臨去時乃見其潛至門後,親吻而別,此蓋是在法國學得的禮節,維持至今者也。此事適為餘妻窺見,相與嘆息劉博士之盛德,不敢笑也。”

  魯迅和周作人之間真正以筆墨相譏,始於魯迅與許廣平同居之後。1930年,周作人在文章中說“一個社會棟梁高談女權或社會改革,卻照例納妾”等等,都指向魯迅。魯迅的《兩地書》出版後,周作人也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周作人書信》,並在序中說,這不是情書,沒什麼好看的。

  1925年起,周建人離家,跟王蘊如在上海同居,周作人同樣持反對意見。他後來去信:“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別人自只能作妾看,你所說的自由戀愛只能應用於女子能獨立生活之社會裡,在中國倒還是上海男女工人搿姘頭勉強可以拉來相比,若在女子靠男人畜養的社會則仍是蓄妾,無論有什麼理論作根據。”他把女子獨立、尤其是經濟上的獨立看作是自由戀愛的必要條件,因此始終站在朱安和羽太芳子一邊。

  人物周刊:周作人對母親到底怎樣,他為什麼總稱母親為“魯迅的母親”或“魯迅的老太太”?

  止庵:周作人首次提到“魯氏老太太”,是在1948年南京獄中寫的《呐喊演義》,化名“王壽遐”,送到外面發表,文章中還有意隱晦作者身份。他在1949年以後寫的關於魯迅早年生活的文章,同樣回避或盡量弱化自己的真實身份,所謂“魯迅的母親”就是這麼出來的。至於對母親的感情,可從1943年魯瑞去世不久他寫的《先母行述》體會:“作人不能為文,猝遭大故,心緒紛亂,但就記憶所及,略記數行。凡為人子者,皆欲不死其親。作人之力何能及此,但得當世仁人,讀其文而哀其心,則作人之願不虛矣。”

  魯瑞也不是一位尋常婦人。據周作人記述:“先母又嘗對她的媳婦們說:‘你們每逢生氣的時候,便不吃飯了,這怎麼行呢?這時候正需要多吃飯才好呢,我從前和你們爺爺吵架,便要多吃兩碗,這樣才有氣力說話呀。’這雖然一半是戲言,卻也可以看出她強健性格的一斑。”我心裡一直有個疑問,魯瑞在周家擁有很大的權威,這從她包辦魯迅與朱安的婚姻可見,她與兩個兒子合住,卻對兄弟失和無所干預,這是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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