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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背後

http://www.CRNTT.com   2012-07-16 15:40:57

■ 對話思想者 不尊重真實才是記錄片的墳墓 　　新京報：你在《先生》里說，先生更像一面鏡子，“那些背影，讓我們發現這個民族的正面”。民族的正面有什麼東西我們值得留下來？ 　　鄧康延：《老課本新閱讀》和《先生》，都代表那種民國精神，這精神是什麼呢？國民意識，公民意識的覺醒。我讓設計師用一個背影來展示，矍鑠高古，當民族內外諸多不幸，雖千萬人吾獨往矣。 　　一國最重要的是教育，教育最重要的是小學，小學最重要的是課本，蔡元培、胡適和張元濟等都參與編過小學課本，民國的精神就是從小學課本開始的，教育說人話，做人事，而不是說空洞的大道理。我在騰衝找到的最初的三本老課本，內有傳統文字的張力和童趣，具備家國常識和美育常識。這幾十年已經遠離了那個溫文爾雅、平和說理的文風，我們最近在拍的《教育啟示錄》，則著重眼下，也是呼應民國先生的一種方式。教育是立國之本，我們要借鑒好的東西，讓人們自然去選擇和欣賞，而非跟著空洞的宣傳口號。 　　新京報：你很早提出過讀圖時代、影像時代的說法，作為一個資深的新聞和文字工作者，為何將個人對社會的體察轉向了紀錄片？你理解的記錄精神是什麼？ 　　鄧康延：當我還在《鳳凰周刊》，想去挖掘社會和歷史，覺出了白紙黑字的相對蒼白。看國外紀錄二戰和重大歷史事件的片子，有對當事人和後代的採訪，有原景或原地影像。從這一點來看，一千字抵不上一段圖片和影像。 　　現在我慢慢覺得，商業不是紀錄片的墳墓，不尊重真實才是墳墓。我所理解的紀錄片理念簡單說就是“發現記錄人”，人是核心。深入一個人和一部紀錄片，很多冠冕堂皇的謊言會被粉碎。紀錄片，就是已經發生的，正在發生的和將要發生的真實，你無法去演戲或者掩飾。 　　新京報：除了遠征軍、民國先生和教育，深圳也是你的主要拍攝題材，為何選擇這樣一個商業精神和民間社會生長的特區？你說過對未來抱有期待，深圳是否符合這種期待？ 　　鄧康延：我記得1992年我剛來深圳工作，城市和我同一天生日，張燈結彩。這裡是移民城市，也是義工聯、各類民間組織最發達的地方。靠近港台澳，能較多感受到商業精神和民主氛圍。政府也相對寬鬆，使得民間氣氛較為活躍。任何一個社會，唯有民間力量比政府力量更大，才更有活力。不管經濟還是文化，壟斷其實就是倒退，現在，那麼多年輕人只圖安穩，擠破腦袋要進入體制，還不如上世紀80年代那些公務員下海有勇氣。 　　我們曾拍“深圳民間記憶”、“歲月山河深圳人”和“遷徙”等，現在十二集的《民間》已拍了半年，從百多個深圳有影響力的民間組織里選了二三十個對比地去拍。看上去他們是志趣相投的群體，到最後一定會向社會發聲，例如，對山野自然的尊重，和人內心對自由民主的向往是相通的，讀書會、殘疾人組織、眼角膜手術光明行、支教等等，都在用科學規則，用集體力量，推動社會，這是未來公民社會的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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