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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汪辜會談歷史地位與作用

http://www.CRNTT.com   2023-04-24 00:08:00

（一）大陸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政策，得到包括台灣民眾在內兩岸民眾的廣泛支持。這是“汪辜會談”得以舉行的重要政策因素。“一國兩制”是一種制度創新，和平統一既是中華民族的共同意志，也是兩岸民眾共同努力的方向。中國共產黨在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問題上是懷有誠意的。① 　　早在20世紀50、60年代，中國政府就提出“和平統一”的主張，“一國兩制”的雛形就在1960年5月由毛主席、周恩來所提出的“一綱四目”之中。②雖然沒有得到台灣方面明確回應，但對海峽兩岸關係的友好態度和善意得到初步展現。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布《告台灣同胞書》，向台灣同胞致以親切問候和祝賀，提出考慮現實情況，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各界人士意見。而台灣各界人士也紛紛抒發懷鄉思舊之情，熱烈盼望早日回歸祖國懷抱。為儘快改變兩岸民間往來斷絕的情況，大陸方面建議海峽兩岸儘快實現“三通四流”，即通航、通郵、通商以及進行經濟、科學、文化、體育等方面交流。1987年11月，蔣經國開放台灣民眾經第三地赴大陸探親，打破了兩岸長達38年隔閡狀態，為兩岸經商、求學、交往提供契機，兩岸民間接觸由此出現轉折。 　　事實證明，兩岸的接觸是必然的。雖然台當局大體上仍然推行蔣經國“三不”政策，但以老兵探親為突破口、以“華航貨機事件”為契機，“三不”政策開始鬆動。隨著兩岸交流增多，為處理交流過程中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兩岸成立代表公權力機構的民間組織開展交往成為必然。 　　（二）台灣經濟的發展，國際經濟局勢的變化，特別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為台灣“出口導向經濟”提供了大陸這個巨大市場。這是“汪辜會談”得以實現的經濟背景。在“農業培植工業”、“進口替代工業”等政策下，以“美援”作為外部因素，奠定了台灣“出口擴張”的經濟基礎。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世界經濟區域化、集團化傾向明顯，貿易保護主義之風盛行，激烈的經濟競爭使得出口導向型經濟為主的台灣面臨挑戰和壓力。尋找新的市場以實現穩定出口，保證台灣經濟較少受到區域化和保護主義的影響成為台當局的重中之重。 　　與此同時，大陸改革開放後逐步加入經濟全球化浪潮中，龐大的市場吸引世界各國來華投資，開拓自己在中國大陸的商業版圖。為了爭取更多利益，借助兩岸地緣和語言文化優勢，為出口導向型經濟尋找更大市場，台資企業投資大陸，兩岸經貿關係就此逐漸發展起來。特別是，與兩岸政治關係發展不同，兩岸經濟貿易關係發展十分迅速。從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到1987年台灣同胞被允許到大陸探親，經貿往來愈加頻繁。正是這持續升溫的經貿關係成為“汪辜會談”得以實現的重要經濟因素。 　　（三）“九二共識”的達成為“汪辜會談”的實現奠定了共同的政治基礎。這是“汪辜會談”得以實現的政治條件。“沒有九二共識，就沒有汪辜會談”。早在1990年，為解決兩岸人員往來產生具體問題，台灣當局在各方壓力下，成立海基會，接受台灣當局委托，與大陸方面協商處理涉及公權力的兩岸事務。同時，大陸方面基於一個中國原則，在1991年成立相應機構——海峽兩岸交流協會，以推動海峽兩岸交往。相互對口的海協會與海基會，在經過數次工作性商談後，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表述問題求同存異，達成一致意見，於1992年正式達成“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③。正是“九二共識”的達成，順利解決了海協會與海基會交流交往的共同政治基礎，從而為兩會最高領導人的會晤創造了條件，奠定了政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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