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九日，俄羅斯政府宣佈：要取消各聯邦主體領導人的總統職位（除了俄羅斯總統外，俄羅斯還有二十一個自治共和國的“總統”，幾乎是世界上“總統”最多的國家），這一改革舉措立即引起地方的反彈；隨後，韃靼斯坦總統沙伊米耶夫疾言，俄羅斯地方領導人應該通過全民普選產生；其言論引起俄羅斯輿論大嘩。
韃靼和車臣
作為兩種“模式”
一九九○年，蘇聯的兩個自治共和國韃靼和車臣與加盟共和國一起，參加了“主權大閱兵”，提出了主權要求；但是，兩者的後果卻截然不同：韃靼與俄羅斯政府簽署條約，建立起中央與地方的新型關係（按照條約，韃靼既是國際法主體，又是俄聯邦主體；韃靼與俄羅斯既是平等的，同時，韃靼又是俄羅斯的一部分）；而車臣危機則於一九九四年發展為殘酷的武裝衝突。在新獨立的俄羅斯，韃靼模式和車臣道路堪稱是解決民族危機的兩種可能方式。
韃靼和車臣的迥異結局，有其自身原因。車臣地處俄羅斯南疆，國防和戰略意義重大，其獨立的後果是危險的；車臣的優質石油對於俄羅斯能源出口作用重大；車臣通過各種手段獲得大批武器裝備，有一支致命的武裝力量；而韃靼能與俄政府達成妥協，有其自身條件：經濟實力雄厚，有先進的飛機製造、石油化工等企業，著名的“卡馬斯”汽車企業；但她地處俄腹地，無強大鄰族或其他地緣政治背景；與車臣相比，無武力對抗意圖和基礎；民族關係和諧，無排俄行動；比起杜達耶夫，韃靼領導人沙伊米耶夫善於及時妥協，等等。在葉利欽時期，以民主的名義，俄羅斯政府對地方做出了重大讓步。
在一九九○年代，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哈斯布拉托夫等人的政治鬥爭，使車臣局勢成為人質。現在，雖然車臣戰爭的許多內幕仍靜靜地躺在角落或隨著當事人的逝去而蒸發，但是，在俄羅斯的大政治時代，倔強、缺乏政治韜晦的杜達耶夫多半是軍方主戰派、利益集團的標靶，有意無意地成為權力祭壇的犧牲品。
葉利欽政府與俄羅斯的四十六個主體都簽署了與韃靼類似的條約，解決了這場危機。韃靼經濟快速發展，成為俄羅斯最發達的地區之一。韃靼曾以各種方式宣揚“韃靼模式”。一時間，這種國中之國的“韃靼模式”竟然獲得廣泛影響，許多國家（英國、法國、加拿大、中國等國）紛紛派出代表造訪喀山取經，探究其實質，試圖仿效。
車臣當然是被看作失敗的範例，多年來都是恐怖主義重災區，無人稱道；對於多數人來說，那祇是一個慘痛的教訓。當年，艾哈邁德．卡迪羅夫曾非常“豔羨”韃靼：有人沒流那麼多血，卻獲得了很多好處。
但是，韃靼和車臣其實是一種共生關係，其解決方式互相參照、互相影響。沒有韃靼模式，俄羅斯在車臣的軍事行動也很難順利進行；同時，韃靼從車臣戰爭中獲得了意外好處，沒有車臣的流血，就沒有韃靼等共和國的順利簽約。如果沒有車臣戰爭，還將有許多地區成為“車臣”。車臣戰爭當然是個悲劇，但作為一種威懾後果，其積極作用仍然是顯而易見的。
沒有車臣做比較，韃靼的優勢就無法顯現，車臣甘願充當陪襯韃靼這朵“紅花”的“綠葉”。但是，廣為宣揚的“韃靼模式”顯然不是一個百試不爽的定律，而祇是一個特例，其參考價值是有限的。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簡單移植韃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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