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可以理解，為甚麼很多台灣派的政治人物想要辦媒體，可是我認為影響有限。不過我很感謝有人願意去做。
然後以我來說，如果實力夠的話，我要建立一個媒體文化研究中心，用這個中心來開課，培訓專業的記者，並以這個方式讓台灣的媒體發生質變。我認為，台灣已經到了需要成立幾個媒體文化研究中心的時候了。我覺得這才是有效地影響媒體的方式。
現在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常常無法貼近民意
記者：作為民進黨基層議員,您怎麼看民進黨目前的處境與前景?
簡余晏：我從政2年，老實說，我不是很成功的政治人物，我多數的時間還是在做媒體。比方說，有人來向我檢舉，我就查案，查案之後我就開記者會抨擊，並要求改進，這跟做記者很像。
我觀察其他的政治人物，不分政黨，他們有案子之後，就開始談判；談判之後就掌握主導權；接著就掌握分配權，然後就獲得權利……這是台灣當前政治上的一種操作手法。我不喜歡去奪取資源，雖然這會造成我從政上的難點。所以我現在還在思考用我的方式如何在政壇競爭。
我們民進黨確實面臨政黨支持度降低的問題。我覺得，民進黨政治人物現在常常沒有辦法貼近民意。台灣人民現在確實充滿焦慮感，這是外只很難想像的。我走在路上，經常會有人跟我說，簡余晏，你趕快去跟民進黨中央說，怎麼這個沒做，那個沒做。
坦白說，我作為地方議員，能做的只有我自己，而且我在民進黨內屬於孤鳥，沒有派系。所以我能做的，是我透過社會運動來影響這個社會、影響我的政黨。我雖然不具黨內的權力基礎，可是我發現，透過社會運動，可以產生非常大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我要改變這個政黨，要用跟人民接近、用社會運動的方式。我們要找出我們世代的價值，然後透過社會運動；當社會要求改變的時候，政黨才會改變。我發現，台灣新一波的力量，已經不在政黨，而在社會運動。我們要有我們這一代的價值論述，然後才能改變民進黨。
我的社會知名度超過我所有的政治實力
支持者對我的期待超過我的能力的範圍
記者：作為民進黨政論名嘴和美女型的新生代政治人物，您目前和未來關注的主要問題是甚麼?或者主要朝哪個方向發展?
簡余晏：我是透過機運及不斷的學習，在電視政論節目上逐漸佔有一點點的位置。很感謝媒介歷程中許多幫助栽培我的貴人。
在政論節目有了位置之後，像我剛剛說的，就有了媒介論述權可以改變我們的社會。我還記得20歲時候向《中國時報》大老闆寫的自傳是：我是政大新聞系學生，我的目標不是要做廣電媒體，我希望朝平面文字記者發展，我要用我這一支筆，保護我自己，並且改變社會……後來因緣際會，我被遊說參選，成為了政治人物。
根據我的判斷，台灣的媒體會被政治力量進一步控制，所幸我現在已經轉行成為政治人物。但是，媒體人轉行的壓力也非常大，我現在面臨新一波的壓力。因為在民進黨內有初選的壓力，而我在黨內沒有派系的奧援，也沒有金主的支持，不容易更上一層樓。也就是說，我的社會知名度，超過我所有的政治實力；我的支持者對我的期待，超過我的能力的範圍。
繼續提出新的論述
所以，我現在應該做而做不到的，有兩個方面：一是我要建立堅定台灣派的政治團體，就是進行跨縣市的整合，可是這涉及很複雜的資源整合，超乎我的實力；二是我要繼續提出新的論述，引領新一波的價值。
我當前的困境是，作為一個從政才兩年的政治人物，實力跟資源都太有限。我也沒有人頭黨員，因為民進黨內初選，是要有黨員，可是我才入黨一年，沒有黨員。所以即便我很努力，也不一定能通過初選。可是社會對我的期待又很大。這些支持者其實不是民進黨內的力量，許多是專業人士和媒體人士。所以，又必須合縱連橫，找出我的全部的力量，避免重蹈台灣1946年那樣的媒介與台灣覺醒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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