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中午朋友來電話告訴我，汪老已在早上走了。放下電話，悲痛和惆悵一起襲上心來。其實，幾個月來，尤其是最近一個月來，就不斷有消息說汪老的情況很不好。但得知汪老真的走了，心情仍然十分沉重。
我是1988年夏天認識汪老的。1989年夏天以後，特殊的際遇使汪老受到很高的尊崇。但在我心目中，汪老一直是一位寬厚的長者、睿智的智者。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汪老就留下的，並且在以後的接觸中不斷加深的深刻印象。
關注中國改革 縱論世界大勢
1988年夏天，我的老領導宦老（宦鄉）在上海的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醫院（長海醫院）做肝部手術，我陪同照料。當時，汪老已從上海市領導崗位退下，經常到醫院和住處（興國賓館）看望宦老，我因此得以認識。由於瑣事繁忙，而且須往返京滬之間，所以我與汪老的接觸並不很多，但不多幾次的接觸卻給我留下終身難忘的印象。
我早就知道宦、汪二老是很親密的朋友，但親見汪老的風采，則是從這時開始。每次汪老來訪，二老總是略做寒暄即開始熱烈的議論。當然沒有固定的議題，但議論的都是國家大事、世界大勢。二老議論風生，時而撫掌大笑，時而互有爭辯，但最多的卻是共同的切磋、分析。我陪坐一旁，親耳聆聽兩位長者、智者關於中國和世界的最高水準的宏論，如沐春風、如飲甘露，有時還情不自禁不揣冒昧也發上幾句議論，二老從不以為邇。至今認為，那是我今生最大的幸運之一，最難得的機遇之一。
宦、汪二老最關注的問題是中國的改革開發。到1988年，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已近十年，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一些深層次的問題開始浮現，就在前一、二年已發生若干重大事件。所以，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景如何、怎樣才能堅持和更深入地推進改革開放，引起了許多人關注和思考，也是二老每次議論的主題。二老的經歷不同，因而觀察問題的角度和思考問題的方式不盡相同。但基本的結論卻完全一致。二老都堅定認為，中國不改革開放不行，尤其是不改革決無前途，必須堅定不移地改革開放；二老同時還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確實到了一個重要時刻，既要堅持，更要認真解決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已經暴露和可能暴露的諸多問題，只有在深化改革開放中才能堅持改革開放。
由於1949年以來，汪老一直在經濟部門和省、市擔任領導工作，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有更深、更實際的認識，因此在議論中經常有鞭辟入里的精彩看法。有不少我至今還有深刻印象，如改革開放一定要讓老百姓都得到明顯的實惠、一定要處理好發展中的公平問題、要嚴肅處理腐敗問題，以及須充分重視上海的發展及其作用，等等。顯然，汪老不僅是個智者，也是個實幹家。對此，宦老也頗為欣賞。
宦、汪二老議論的另一個主題是世界大勢。當時，很多跡象都顯示，世界正在醞釀劇變。毫無疑問，世界的劇變必將給中國帶來巨大的影響。所以，世界是否不會發生劇變、如何劇變，劇變後將出現什麼樣的世界，以及世界劇變將對中國產生什麼影響等，受到二老的高度關注，有許多透徹分析和精闢看法。1987年7月，宦老就曾在一次報告中對世界正在醞釀的劇變發表了系統、深刻的看法，提出了著名的“四句話”，即“一個世界、兩種制度、政經多極、競爭共處。”“四句話”一經提出，即有人非議，實際上到1989年下半年更被有的人斥為“趨同論”的“代表作”，準備對之批判。二老幾次討論這四句話，宦老對之堅持自不待言，汪老也大表肯定。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汪老幾次表示，他最欣賞的是一頭一尾的兩句，即“一個世界”和“競爭共處”，認為這是宦老最精彩的觀點，應該進一步深入闡述並大加宣傳。宦老深以為然，但卻未能實現，留下了深深的遺憾。
當時和以後我都曾經思考，宦、汪二老可算是同時代的人（宦老年長汪老六歲），同是上海交大畢業，但個人經歷很不相同，宦老是“書生從政”，基本定位是學者而不是“為官”；汪老則是一生為官，而且是高官，二人能如此投緣，表明有一些重要的相同之處。我感到，宦、汪二老不僅都博古通今、學貫東西，而且更重要的是，都有開闊的眼界和思路，特別是都對振興中國有終身不渝的強烈責任感。
情系海峽兩岸 期盼和平統一
1993年4月中旬，我在上海參加一項活動。當時正是第一次“汪辜會晤”前夕，這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一天，上海的朋友找我，說汪老聽說我在上海，想約我聊聊，我當然很高興。我從1988年夏天開始研究臺灣問題，這是宦老的囑咐。當時，宦、汪二老見面時，也經常談及臺灣問題。有一次，宦老告訴汪老，他已經決定擔任“全國臺灣研究會”的會長（首任）。宦老說：“以我現在的狀況（指肝部手術後），我已決定什麼職務都不擔任，但這個會長我還是接受了。”汪老對宦老的決定，非常贊成。現在，汪老擔任了海協會會長，直接擔負起推動海峽兩岸交往、交流的重任，我當然很想直接瞭解他對海峽兩岸關係、臺灣問題的看法，特別是對即將舉行的第一次“汪辜會晤”的想法。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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