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同一場邊會的講話中，朔伊布勒表示，有關財政刺激的討論偏離了真正的政策優先任務。擴張性財政政策可能導致未來的危機，因此反對任何G20財政刺激方案。財政和貨幣政策已經達到了極限。
一位新興市場國家財長在總結“大家的共識”時表示，第一，是保持貨幣政策繼續提供支撐的力度，其正常化進程要充分考慮外溢性。第二，是要推進結構性改革。
這或許並不一定是所有G20國家財長的共識，德國也無疑是G20國家中人們普遍認為財政擴張空間較大，但由於歷史、文化原因，遲遲不能“上道”的一個；但是財長和央行行長們似乎確實都希望自己不承擔（進一步的）風險，冀望別人擔起應對風險、推升增長的重擔。
各國的政治家，無疑是兩者共同的催促目標。“如果是步子足夠大的結構性改革，市場會接受，不會進行刁難，但是問題是，各國既得利益者的存在讓政治家要做到這一點，極為困難。”Feldman表示。
曾擔任兩屆以色列央行行長、現為三十人集團主席的弗蘭克爾在IIF會上與央行副行長易綱的對話中，略顯激動地表示，當前全球經濟的一長串風險因子：中國、中東、石油、移民……，“沒有一個能通過貨幣政策解決”。有人說貨幣政策成為“我們這個村裡唯一的遊戲（only game in town）”，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會說，“那這就不是我想繼續待的地方”。
他進一步比喻道，當前環境下，中央銀行家在做一個好的中央銀行家與做一個負責任的公民間存在衝突，就好比一個樂隊，中央銀行家本來只是一個小提琴手，但是其他樂手沒來，沒法出交響樂。中央銀行家就很犯難，我是應該拉好我的小提琴，還是做一個負責任的樂手，也演奏下其他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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