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3日電／中國科學報今日刊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新生的分析文章稱，中日關係在這40年間經歷了四個不同的時期：友好合作時期、摩擦與合作的10年、對立與合作時期和對抗與合作的時期，在這40年間中日合作是主題，但也存在摩擦，多原因導致互信機制缺乏。
文章摘編如下：
40年回顧
友好合作時期（1972年—1982年）。中日友好合作10年之所以出現，大致有以下幾個因素：1.美國對華政策的改變，由過去的孤立、對抗、敵視到尼克松訪華、中美靠近，是一次政策上的大轉彎；2.日本追求新的市場與能源地，中國可以說是十分符合這個條件的國家；3.中國急於打破孤立的狀態。基於這三點原因，中日邦交正常化迅速開始。1972年7月7日，田中角榮內閣成立，9月25日實現訪華，9月30日即發表《中日聯合聲明》：宣布中日雙方結束不正常狀態、中國放棄日本的戰爭賠款、日本與台灣國民黨當局斷交。1978年，鄧小平訪日與福田糾夫首相締結《和平友好條約》，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對華提供“政府開發援助”（ODA），這一時期中日關係迅速發展，與此同時中國的市場與資源也吸引著日本的資金與技術。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構成了中日交往最初的10年——友好合作時期。
摩擦與合作的10年（1982年—1992年）。這段時期的第一個摩擦事件是1982年的教科書事件。日本當局將歷史教科書中涉及對華侵略擴張的內容美化為在大陸“進入進出”；但在這個時期也有一些很好的互動：比如1983年胡耀邦總書記訪日，邀請3000名日本青年訪華，包括現在的首相野田佳彥也在其中；日本隨後也分10年邀請3000名中國青年訪日，可以說是當時中日友好往來的一個縮影。接著就是1984年中曾根康弘首相訪華，帶來了4700億元的第二批日元貸款，是第一批對華援助貸款的近9倍。1986年出現了第二次的教科書事件，1987年又出現了光華寮事件。
1988年竹下登首相訪華，帶來第三批8100億日元援助。鄧小平專程從北戴河趕回北京，感謝他對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支持。1992年日本天皇夫婦首次訪華，明仁天皇是一個比較平民化的天皇，可能是因為小時候經歷過戰爭疏散的痛苦，因此對戰爭反省得相對較好。1992年江澤民總書記也訪問了日本。這是中日的第二個10年——摩擦與合作的10年。之所以出現摩擦是因為經濟合作方面出現問題，但通常表現在歷史問題上。
對立與合作時期（1992年-2002年）。1992年中日雙方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照：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中國進入市場體制下經濟發展的一個新的高速時期；而日本則在1992年泡沫經濟破裂後經濟低迷，緊接著就是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即將還有失去的30年。這期間中日雙邊貿易由1992年的289億美元增長到2000年的857億美元，中國對日的貿易順差已經從當時的50億擴大到了249億美元。特別是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的政策吸引了日本大規模的對華投資；但是在農產品和紡織品的方面，兩國出現了貿易摩擦。對立的原因除經濟上的壓力外，傳統安全也是其中重要因素。
對抗與合作的時期（2002年—2011年）。這一段時期比前面的30年更加嚴峻，雙方已經到了緊張化的狀態。我們稱小泉純一郎為右翼、保守派，他在日本政界有些特殊——沒有屬於自己的勢力。1993年自民黨下台後，日本首相任期一般最多兩年，但小泉卻做了這段時期最長時間的首相，他的主要手段一是改革，二是打歷史牌。這一影響持續至今，現在中國威脅論在日本也很有市場。他一方面搞改革，另一方面打歷史牌煽動民族情緒，中日關係則出現了“政冷經熱”的局面。
經濟方面，日本2001年到2004年對華出口增長率為25.3%，但日本出口增長總率只有4.5%；日本對外投資增長率為-7.2%，但對於中國的投資則是46%。對華的投資比重從1990年的0.6%增加到2004年的12.8%。日本資本之前沒有大規模進入中國是害怕中國的政策會變，很多大企業此前一分錢沒有投，這一時期則全面進入中國市場。直到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日企這種大規模的投資極大地帶動了日本相關產業的發展，比如造船業、海運業，因為當時中國的技術水平不夠，很多零部件需要從日本國內運到中國來組裝。
但這一期間中國人民也出現了一些抵觸情緒，比如豐田進入中國的第一則廣告就惹怒了中國網民。有人認為豐田的廣告讓“獅子敬禮，這是第二次盧溝橋事變”、“日本對中國的新一次戰爭”，豐田公司做了好多工作才使事件平息下去；立邦漆的廣告也出現了這種引起中國網民民族情緒的情況。其間，中日關係也出現過幾次反覆：2006年安倍晉三訪華——“破冰之旅”；2007年溫家寶訪日——“融冰之旅”；2007年12月福田康夫訪華——“迎春之旅”；2008年4月胡錦濤訪日——“暖春之旅”，特別是2009年民主黨鳩山由紀夫上台後，中日關係得到極大改善（鳩山由紀夫提出“東亞共同體”的方案，而且該方案最初排除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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