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用類似“後悔”、“懊悔”、“深刻地自責”等表述，來承認日本做出的“侵略與殖民的行徑”“給韓國人民帶來了極大的傷痛”或者“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與破壞”。其中有些人還稱強徵慰安婦是“完全無法被原諒的”。但是，這些做法卻從來都沒有被視為真正的道歉而為人們所接受，因為日本在制定教科書時的表現與道歉時截然相反。另外，日本的高官依然前往參拜供奉著14名二戰戰犯的靖國神社。
安倍晉三還曾說過，“‘侵略’在學術界以及國際社會中都沒有明確的定義，國家之間發生的事情有著不同的表像，這取決於你從哪一方看待問題。”另外，安倍政府又發表了一份調查，稱61%的日本人認為具有爭議性的獨島是日本領土的一部份。韓國外交部迅速對日本的做法表示抗議，稱其為“一種挑釁行為”。
而麻生太郎在日本修憲擴軍方面的表述甚至更具爭議，“讓我們悄悄地幹。（德國民眾）有天突然發現魏瑪憲法在不知不覺中就變成了納粹憲法。沒有人注意到改變的發生。我們來學習這種方式如何？”雖然麻生之後迅速地表示撤回這番話，但是覆水難收，他的言論遭到了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
安倍政府真正應該向德國學習的不是納粹如何“修憲”，而是學習同樣作為戰敗國的德國，是怎麼樣通過發自內心的、真誠的道歉、悔悟以及給納粹暴行的受害者提供數以十億美元計的賠款，來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與信任的。從德國內部來說，要德國領導人去向前任領導人犯罪行為的受害者們認錯、道歉與賠款也實屬不易。但是，勇敢的德國後裔們卻勇於去做正確的事情。
而日本之前的領導人也有安倍政府可以學習的地方。例如日皇裕仁（對於裕仁的歷史是非問題，學術界仍然存在爭議，但在本文中，作者將其解讀為主張和平的人士——譯者注），他接受了盟軍的無條件投降要求並做好了被廢除帝位的準備。他這麼做是為了停止戰爭、挽救更多子民的生命。在戰敗後，他爽快地接受了日本的新憲法，宣佈放棄他神聖地位的象徵（在日本文化中， 日皇是“天照大神後裔”。1946年新年，日皇向全國詔示，他是人而非神——譯者注）以及廢除其作為日本統治者的所有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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