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畢殿龍 中國 資深評論員
台灣一方面被視為華人世界民主最發達的地區，但另一方面也被認為是民主質素最為兩級、惡質文化泛濫的地方。這種惡質文化，主要是表現在族群撕裂、捏造扭曲事實、洗腦愚民、詭辯硬拗、暴力粗鄙等。形成這樣的文化，藍、綠陣營都有一定的責任。台灣惡質政治文化，讓民主畸形和病態化呈現，對華人世界特別是對岸的民主推進有負面的影響，更阻礙台灣社會的全面發展和競爭力的提升。作為惡質政治文化，它自有其一個系統的、完整的生態。只有運用選舉的杠杆，才可改善這樣的政治生態和文化。
之所以稱上述狀態為一種惡質政治文化，是因為在這種氛圍下，許多人如如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在這種文化下，粗口的不會被看成低俗，反而被當作男子漢分所當為；暴力不會被認為是犯罪，反而會被視為英雄的豪氣幹雲。在這種文化下，彼此取暖，離開這種文化，就不知道如何生存。每個人經常講著和聽者一些自己不信、卻希望別人信、堅信別人也能相信的謊言。這種文化有群體性、傳承性。
惡質政黨和黑心政客，是這種惡質政治文化能夠存在和傳播的基礎和關鍵。按照台灣現有的教育、文化和民主開放狀態，並不太大的台灣，南北不應該有這麼大差距、藍綠民眾對事實真相的厘清也不應該這麼困難，民眾對信息的獲取也不應該這麼偏狹。但事實是，因為政客和政黨的操弄，很多簡單的事實，被弄得沒有真相 。大的如ECFA對台灣的影響， 小的如陸生來台補助的金額，私人的方面的如某人究竟召妓無等。在其他人、甚至台灣以外地方的人，都很容易看清楚的事情，在這裡被操弄和硬拗得，每個人都不那麼相信自己的判斷力，尤其不敢相信，一些人的判斷力何以如此低下。如台北花搏，政府明明只投資了90多億新台幣，有的媒體故意反覆扭曲為140億。政治人物，包括要參選台北市長的蘇貞昌在內，直到最近，都還故意引用這樣錯誤的數字。一個簡單的數字，能夠被媒體和政治人物肆無忌憚地反覆惡意扭曲到這種程度、這麼長時間，足見政治人物認為，有多少無知的民眾會認同和相信這樣的操弄。（按畢殿龍搜索參看拙作《從反ECFA看民進黨的愚民政策》、《台獨能證明自己不是白痴？》等）
族群撕裂是台灣的致命傷、也是萬惡之源。除了原住民，台灣並不存在黑人或者其他任何不一樣的種族。唯一的差別僅在於，有人來台灣早了幾代，有人晚了幾代。但在政客的操弄下，製造了本省和外省、藍營和綠營、北部和南部等這樣分野和對立。出現這樣的現象，是惡質政黨和黑心政客長期愚民的結果。這種類似於中國大陸當年的階級劃分法，讓族群撕裂、是非模糊、相互仇恨。加之，有些民眾長期只接受特定媒體片面信息和錯誤觀點的喂養，民眾的民主素質並沒有和世界發展的潮流同步，台灣本身也存在著兩極。而這些政黨、政客、媒體食髓知味，希望這種情況保留得越久，對他們越有利。
標榜愛台灣的人是傷害台灣最深的人。少數人自己霸占了台灣的詮釋權。他們說誰是台灣人，誰才是台灣人；誰是愛台灣或者出賣台灣，也全是他們說了算。對自己和別人永遠是兩套標準。過度的封閉、自卑用孤傲來表現；極端地偏執和落後用先進做包裝；少數人試圖用粗俗暴力挾持多數人。一“獨”（台獨）遮百醜，無知、無恥、無情、無德充斥了這些陣營；藏污納垢，各種極端的人都集納在他們麾下。政黨和政客，不是督促不良品質的人進步，卻恰恰看中和故意縱容他們的極端品質。這個陣營裡，任何人觸犯刑法，無論所犯何罪，都可以厚顔無恥地說是司法迫害，是欺負“我們台灣人”。最近的例子就是，某人召妓被法院判決證實，卻要選民用選票還他公道；一對夫妻開車到台中市政府廣場用喇叭大罵胡志強八代，被警察追得多次危險駕駛逃跑，捉到後卻理直氣壯地說“我在救台灣，抓我做什麼？”是無恥還是將其他人都當作白痴？這也是為何，台灣出現文化低的人、年齡大的人、經濟落後地區的人、喜歡暴力和粗口的人，往往自認為是最民主的人。每次街頭遊行他們都是積極的參與者。
從綠色名嘴鄭弘儀粗口開始，最近，多人、多次在公開場合爆粗口。粗口成了一些陣營最常用的興奮劑。如果這些散兵游勇的粗口，尚可理解的話。但有些政黨面對粗口採取的是回避、避重就輕的態度，這顯然是對這種粗鄙文化的默許和縱容，一如當初，組織街頭運動，默認、鼓動暴力一樣。他們不是不知道，這樣的粗口和暴力不應該是台灣走向文明應該提倡的價值。但是她們卻無法遠離這些、甚至必須借重這些粗口和暴力。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夠以少數人折騰出更大的動靜，才能夠提振自己的聲勢，才可讓試圖對他們的行為不以為然的人噤聲。這些黨派和社團完全失去了創黨時代的先進和包容，用自己的價值粗暴地干涉甚或不允許別人有不同的選擇。這些陣營裡正派的人士在這些陣營遭到邊緣化甚至被迫離開這個陣營。
一些媒體做了這種惡質政治文化的幫凶和急先鋒。媒體本來應該以更超然的態度，督促社會的進步，提升政府的效率，引領社會先進的文化，倡導台灣價值的提升。但是被功利化、意識形態化的一些媒體，不惜捏造扭曲事實、誇大渲染事實，不斷將惡質政黨和黑心政客製造族群對立和仇恨擴大化和加速傳播。用言論自由來行使語言的暴力，讓台灣民主長期停滯不前和畸形發展。
流氓、偏執的學者成為惡質文化的政治教父。一些知識份子，本來應該用嚴謹的邏輯來評斷政黨、政客的詭辯愚民之舉，卻成了為這些惡質政黨和黑心政客提供這樣邏輯的源頭。在公開場合，經常可以看到一些學者比政客還無恥、還能硬拗。無怪說，有些陣營的學者更像政客，而有些陣營的政客更像學者。學者本來應該是文明和先進文化的傳播者和守護者，但有些學者罵臟話、栽贓陷害、用似是而非、斷章取義、故弄玄虛的專業術語，讓惡質政治文化深入社會的骨髓。有些學者看上去邏輯混亂、精神癲狂，偏執得連精神是否正常都值得讓人懷疑，也讓人懷疑他們的教授身份是怎麼得來的。他們的這種學術素養能會教出什麼樣的學生？從吃牛糞博士，到脫褲、粗口教授在那裡頗受歡迎，就可見一斑。
台灣儘管存在相當程度的惡質政治文化，因為具有自愈的體制，整體來看還是華人社會文明和民主的典範。只是面對粗暴有時顯得無奈和比較沒有氣勢罷了。以現在的馬政府而言，對待這種惡質政治文化，有教化的責任，也有引導的義務。如果不能旗幟鮮明地讓更多的民眾盡速從愚民狀態下解脫出來。這種族群的撕裂和藍綠的對決的土壤就會長期存在。而且此消彼長，先進文化和落後文化，還要不斷地角力。只有在民眾沒有獨立判斷力的情況下，他們才會去挺貪腐，才會認為粗口和暴力是值得他們贊頌至少是可以被包容的一部份。也只有在台灣沒有族群的操弄，藍綠的對決，而是將政黨之間的爭執轉化為那個政黨的政策對台灣更有利，而非動輒那些人不是自己人，那些人無論幹什麼都是賣台等等。台灣的惡質政黨和黑心政客就沒有生存的空間，台灣的政治文化才有可能迅速淨化。
是質素低劣的民眾先為惡質政黨、黑心政客生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還是惡質政黨和黑心政客阻礙了民眾民主質素的提高？這是一個先有蛋還是先有雞的命題。在信息發達和教育全面發展的今天，台灣民主文化，有均衡發展的良好基礎和條件。之所以惡質政治文化發展到今天，氣焰沒見消減，每個台灣人都有責任。明哲保身或者無為而治。一方面的力量黨性超強、幾近幫派，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極具戰鬥力；另一方面的，毫無黨性，像臨時糾集起來的散兵游勇，不但經常不分裂，即使不分裂時，還鬥不過人家分裂時，動輒含淚投票或不投票，缺少政治熱情。所謂的中堅選民，對一方要求超低，卻希望另一方有更高的格調和能力。這些現象都是是對這種惡質政治文化的縱容和妥協。儘管民眾的素質是政黨存在的基礎。但是公正、負責的媒體，真正熱愛台灣的政黨、有良知的知識份子越多，越少惡質政黨和黑心政客為權力而操作、愚民的空間。民眾的判斷力和民主素質就會飛快地提升，也從而帶動政黨質量的提高。
台灣的政治文化是否已經潔淨，除了看看島內是否仍然用敵我的眼光來仇視和撕裂，還可以從島外的角度來觀察。先進的可以參照美國，看看他們對貪腐、粗口、暴力的態度、問政的方式；甚至是台灣自認為比自己落後的地區，貪腐、粗口和暴力是否被包容的內容。台灣民主被華人寄予了太多的希望。特別是兩岸開放以來，許多華人希望台灣的民主政治能夠給對岸帶來一定的鰻魚效應，能夠給對岸一定參照。但是，台灣的惡質政治文化卻會讓對岸對照時，表現出更加複雜的心態，給一些反對政治改革人士更加有力的借口。畢竟中國大陸之大，比台灣有更加不均衡和複雜的情況。無論是否適度參照台灣的一些模式，都會讓其更加謹慎。五都選舉和 2012更是見證台灣先進文化能否戰勝落後文化的觀察點。台灣的價值提升還是沉淪，就要看選民們能否用選票做出正確的選擇。 |
